1964年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现任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长,苏州教育学院艺术系教授,中国明擎40多年来一直从事美术设计，教学和史论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家具专家和工艺美术学者。
主要著作有《中国红木家具》、《明式家具》、《明清家具》、《明清苏式家具》、《明清家具装饰艺术》；《中国历代鸟纹图案》、《中国十二生肖图案》；《吴文化史丛-吴地工艺文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的主要编纂人之一。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中国知名明清家具研究专家 濮安国
2007年9月2日星期日
中国古代家具发展与收藏
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源远流长，其历史是一部由木头构创的绚丽诗篇，亦自成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无论是笨拙神秘的商周家具、浪漫神奇的矮型家具(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抑或是婉雅秀逸的渐高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华丽润艳的高低家具(隋唐五代时期)、简洁镌秀的高型家具(宋元时期)，还是古雅精美的明式家具、雍容华贵的清式家具……都以其富有美感的永恒魅力吸引着中外万千人士的钟爱和追求。尤其是明清家具，将我国古代家具推上了鼎盛时期，其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令国内外人士叹为观止。由于受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地理气候、制作技巧等不同环境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家具走着与西方家具迎然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一种工艺精湛、不轻易装饰、耐人寻味的东方家具体系，在世界家具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东方艺术风格特点。中国古代家具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家具及室内装饰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 （220年~581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之间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家具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时新出现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长杌、橱，并有笥、簏（箱）等竹藤家具。床已明显增高，可以跂床垂足，并加了许可床顶、床帐和可拆卸的多折多牒围屏。坐类家具品种的增多，反映垂足坐已渐推广，促进了家具向高型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家具 （589~960年）
中国家具发展至唐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一改六朝前家具的面貌，形成流畅柔美，雍容华贵的唐式家具风格。至五代时，家具造型崇尚简洁无华，朴实大方。这种朴素内在美取代了唐代家具刻意追求繁缛修饰的倾向，为宋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树立了典范。
隋唐五代时期，家具发展有两个主要特点：
（1）家具进一步向高型发展，表现在坐类家具品种增多和桌的出现。《通雅》记载："倚卓（椅桌）之名见于唐宋。"六朝已有椅凳，唐代更趋流行，几、案高度皆以坐面为基准，坐具既高，桌的出现势为必然。家具高型化又对住室高度、器物尺寸、器物造型装饰产生一系列影响。
（2）家具向成套化发展，种类增多，并可按使用功能分类。大致可分为：坐卧类，如凳、椅、墩、床、榻等；凭椅、承物类，如几、案、桌等；贮藏类，如柜、箱、笥等；架具类，如衣架、巾架等；其他还有屏风等。五代画家顾闳中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描绘了成套家具在室内陈设、使用的情形。
宋代家具 （960年~1279年）
宋代是中国家具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首先是垂足而坐的椅、凳等高脚坐具已普及民间，结束了几千年来席地坐的习俗；其次是家具结构确立了以框架结构为基本形式；其三是家具在室内的布置有了一定的格局。宋代家具正是在继承和探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代家具以造型淳朴纤秀、结构合理精细为主要特征。在结构上，壶门结构已被框架结构所代替；家具腿型断面多呈圆形或方形，构件之间大量采用割角榫、闭口不贯通榫等榫结合；柜、桌等较大的平面构件，常采用"攒边"的做法，即将薄心板贯以穿带嵌入四边边框中，四角用割角榫攒起来，不但可控制木材的收缩，而且还起到装饰作用。此外，宋代家具还重视外形尺寸和结构与人体的关系，工艺严谨，造型优美，使用方便。家具种类有开光鼓墩、交椅、高几、琴桌、炕桌、盆架、座地檠（落地灯架）、带抽屉的桌子、镜台等，各类家具还派生出不同款式。宋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组合家具，称为燕几。
明代家具（1368年~1644年）
明代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型研究。这些都促成了明代家具的大发展。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代家具风格，把中国古代家具推向顶峰时期。
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民族风格"明式"。明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北京皇家的"御用监"，民间生产中心苏州与广州。明式家具的品种十分丰富。保留至今的，主要有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塌类、台架类等。此外尚有作为屏障之用的围屏、插屏、落地屏风等。明式家具多用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等硬木，也采用楠木、樟木、胡桃木、榆木及其它硬杂木，其中以花梨中的黄花梨效果最好。这些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而又富有弹性。这种材料对家具造型结构、艺术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木质坚硬面有弹性，且硬木是比较珍贵的木料，所以家具有料的横断面制作很小。为此，造型也就显得线型简练，挺拔和轻巧。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用髹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以充分显示木材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美。选材是设计意图的重要部分之一。
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大平板则以攒边方法嵌入边框槽内，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装饰以素面为主，局部饰以小面积漆雕或透雕，以繁衬简，朴素而不俭，精美而不繁缛。通体轮廓及装饰部件的轮廓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及用线的一气贯通而又有小的曲折变化。家具线条雄劲而流利。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
从宋代始，中国人已从席地而坐变为垂足而坐。但由于宋人在园林和室内陈设上讲求与自然的亲和，因此在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革新方面，没有大的进展，直至明代才开始在富庶的江南普遍发展起来。明代江南的富商、地主、官宦，喜欢以资助艺术创作、收购艺术品，甚至宴请供养等方式结交艺术家。为此，他们自觉改善自我形象，不惜金钱来营造带有书卷气的典雅环境。同时，文人也将自己的文才巧思奉献出来，使得明代家具以其空灵优雅的造型、古朴精致的纹饰。成为中国古典家具史上的经典作品。
清代家具（1644年~1911年）
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书斋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其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形成了清代家具的风格。
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的来看造型已趋向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由于繁缛的雕饰破坏了造型的整体感，触感也不好。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程式，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清代家具工于用榫，不求表面装饰；京作重蜡工，以弓镂空，长于用鳔；广作重在雕工，讲求雕刻装饰。装饰方法有木雕和镶嵌。木雕分为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镶嵌有螺钿、木、石、骨、竹、象牙、玉石、珐琅、玻璃及镶金、银，装金属饰件等。装饰图案多用象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官运亨通之类的花草、人物、鸟兽等。家具构件常兼有装饰作用。如在长边短抹、直横档，肓板脚柱上加以雕饰；或用吉字花、古钱币造型的构件代替短柱矮老。特别是脚型变化最多，除方直腿、圆柱腿、方圆腿外，又有三弯如意腿、竹节腿等；腿的中端或束腰或无束腰，或加凸出的雕刻花形、兽首；足端有兽爪、马蹄、如北京时间砂、卷叶、踏珠、内翻、外翻、镶铜套等。束腰变化有高有低，有的加鱼门洞、加线；侧腿间有透雕花牙档板等。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代家具的精粹。
家具种类为坐卧类家具有太师椅、扶手椅、圈椅、躺椅、交椅、连椅、凳、杌、交杌、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圆桌、半圆桌、方桌、琴桌、炕桌、书桌、梳妆桌、条几（案）、供桌（案）、花几、茶几等；贮藏类家具有博古柜架、架格、闷心橱、书柜、箱等；其他家具还有座屏、围屏、灯架等。
清代家具作坊多汇集沿海各地，并以扬州、冀州（河北）、现惠州（广东）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产品分别称为苏作、京作、广作。
清代家具特点：清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家具由继承、演变到发展，在形制、材料、工艺手段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其独特之处。现分述如下：
1、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清式家具在造型上与明式家具的风格截然不同，首先表现在造型厚重上，家具的总体尺寸比明式家具要宽，要大，与此相应，局部尺寸、部件用料也随之加大。比如清代的太师椅、三屏式的靠背、牙条、腿步等协调一致，造成非常稳定、浑厚的气势。这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
清式家具在结构上承袭了明式家具的榫卯结构，充分发挥了插销挂榫的特点，技艺精良，一丝不苟。凡镶嵌方面的桌、椅、屏风，在石与木的交接或转角处，都是严丝合缝，无修补痕迹，平平整整的融为一体。
家具的主料木材，选料极为精细，表里如一，无节，无伤，完整得无一瑕疵。硬木家具的部件和零部件，如抽屉板、桌底板及穿带等，所用的木料都是硬木。
清式家具的样式也比明朝繁多，如清朝新兴的家具太师椅，就有三屏风式靠背太师椅、拐子背式太师椅、花饰扶手靠背太师椅等多种。
2、用材广泛，装饰丰富。清式家具喜于装饰，颇为华丽，充分应用了雕、嵌、描、堆等工艺手段。雕与嵌是清式家具装饰的主要方法。雕漆在清代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福建雕漆享有盛名。嵌有瓷嵌、玉嵌、石嵌、珐琅嵌、竹嵌、螺钿嵌和骨木镶嵌等。清代除继承了明代原有的形式外，又发展了螺钿嵌，产生了骨木嵌、珐琅嵌和瓷嵌。
3、骨嵌的作用。 骨嵌用在器皿虽然很早，但是骨嵌用于家具上还是清代的创举。骨嵌的鼎盛时期是乾隆中叶，其艺术特点有：
（1）骨嵌工艺精良，拼雕工巧。工艺制作上保持多孔，多枝，多节，块小而带棱角，既宜于胶合，又防止脱落，虽天长地久，仍保持完整形象。
（2）骨嵌表现形式分为高嵌、平嵌、高平混合嵌三种。早期和盛期是高嵌和高平混合嵌，后期都是平嵌。
（3）骨嵌用材多为红木、花梨等贵重木材，因其木质坚硬细密，镶以骨嵌更显出古拙，纯朴。
（4）骨嵌题材大致可分为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鸟静物和纹样四类。由于工艺美术的发展，使得家具制作得以借助各处工艺美术手段，去进行综合的装饰处理。清式家具的装饰上采取了多种材料并用，多种工艺结合，构成了它自己的特点，是历代所不能比拟的。
清中期以后，中国各类传统艺术品，无论制作的工艺，还是设计的构思，都象这个王朝一样，渐入末途。清末以来的连年战争使工匠最终失去了创造艺术的那份安逸的心境。另一方面，传统家具始终不曾被古玩商列为主要经营项目，而仅作为陈设。清末民初，新贵和年轻商人追求时髦，开始选用西洋家具。这一风气甚至影响到末代皇帝溥仪、曲阜孔庙的主人衍圣公。 至民国，古典家具开始受到一些西方人和中国建筑学家的重视。年轻学者艾克与梁思成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营造学社”。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陈设于园林的明代家具吸引了艾克，他开始收集和研究明代家具。在杨耀先生的协助下，艾克出版了第一部介绍中国古典家具的著作《明代黄花梨家图考》。此书虽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但在西方影响不小，西方人开始大量地收购、搜集中国明清家具，运往海外。
西方人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将中国的明清家具提升到了与中国其它文物等同的地位。而中国本土的古典家具的价格，却已跌落到了历史最低点。到了70年代末，古董家具收藏最丰的北京硬木家具厂，因为开支困难，向全国的艺术团体和国家机关推销该厂30年来的收藏珍品，然而问津者寥寥。不久，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出版，在港台地区发行了数千册，导致港台收藏家涌入大陆搜觅明清家具。当时大陆根本没有古典家具市场，大陆的古玩商们也不清楚古典家具在国际上的价格。港台收藏家开出的价码，极大地激发了大陆家具商的热情。他们深入到江浙晋冀陕等省的城乡，到每一间旧宅老户内搜寻，以极低的价格搬走黄花梨、红木、乌木、鸡翅木等明清家具。当古玩商象篦头发似地从南向北篦了一遍后，明清家具的价格暴涨了近10倍。天津古董市场上一对红木太师椅的行市，半年间从几十元人民币升为几百、上千元。
在古董家具外流的高潮中，国内的收藏家也开始了古典家具的收藏。首先吸引国人的是迅速上升的价格，它上升的速度，接近和超过了书画和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古典家具除了保值，还能使人感受一下古代文人“笑倚东窗白玉床”的情致。但国内有限的购买力，没有改变家具的销售方向。最精美的古典家具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清家具的交易成为古玩买卖中的重头戏。
20世纪50年代王世襄先生等文物专家参与制定了关于紫檀、黄花梨等明式家具不得出口的法律规定。1985年家具外流高潮时，王先生再一次向文物部门呼吁，而家具商贩完全无视此规定。一件紫檀条桌在海外拍卖价高达32.5万美元，相当于270万人民币。海内外价格间的差距，已无法阻止中国古典家具的外流。一些对古典家具有研究的年轻专家和商家，凭借眼力和勤快，向海外收藏家提供专业的指导和上乘的货色。80年代末香港收藏家徐展堂在其私人博物馆开识了“紫檀家具展室”，另一位香港收藏家叶承耀在四五年里从大陆和海外市场收进了80余件明式黄花梨家具。
1985年后，市场偏好苏作、广作、京作的明式家具，至80年代末由于市场硬木家具货源减少，江苏、安徽、浙江、山西以及福建泉州、厦门的明式柴木家具，成为向外倾销的主要对象。至90年代初这类极具中国民俗风味的民间家具开始走入纽约、伦敦、香港等地的国际拍卖行，约占每场拍卖的古董家具的30％以上。
台湾古典家具商近年颇具气势地从大陆大量进口明清家具。每周都有十几件运往台湾各地。一些台湾商人在大陆设厂收货修复，拉回台湾后举办专业讲座，煽情促销。台湾人开始讲求陈设古董家具，显露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艺术的理解。台湾百姓的这种需求，使台湾的家具行急速发展，出现了进货过度，质量也是平平者居多。
海外家具市场的价格低迷，直接影响了大陆的家具行情，拍卖会上多数家具低价拍出。嘉德举办的“清水山房藏明清家具”的专场拍卖，原总估价超过1000万元，实际成交额仅400万元。而拍卖的家具都是中国明清两代家具中的经典之作，无论年代、造型、材质均属上乘。从中可以看出国人对于古典家具的兴趣但吸纳力较西方人尚有很大距离。于是，一些专家指出，在各种传统收藏品中，如书画、陶瓷、文玩等价格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古董家具仍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存在着巨大的差额，未来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应是颇具潜力的投资项目。
到了1997年美国克里斯第拍卖行推出了毕格史夫妇收藏的中国家具专场拍卖，拍卖估价较之中国当时的行情简直是天壤之别，全场99件拍品大多成交，且高出估价许多。而中国国内市场呢，一直到1999年嘉德拍卖公司的古典家具拍卖首次推出了由田家青先生设计并监制的“明韵”家具共有6件，场上全部成交，拍卖现场竞叫场面较为激烈。“明韵”系列的第一件拍品花梨木八足劈料大禅墩，估价为10，000－20，000，以33000成交，价位最高的是紫檀圈椅一对，成交价为132，000，其成交价值已经接近明清古典家具的价格。
2003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行的"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拍卖专场，143件包括木器、铜器等艺术珍品，全部落槌成交，没有一件流拍，竞拍者频频举牌，不给拍卖师报价的机会，有的珍品成交价高于底价的十倍或廿倍，创造了拍卖史上的奇迹。遵循国际拍卖行的习惯，中国拍卖师第一次戴上白手套。个中情况预示着中国古典家具蕴势待发。
古典家具网http://china.cfhot.com/news/1192.htm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具 （220年~581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之间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家具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时新出现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长杌、橱，并有笥、簏（箱）等竹藤家具。床已明显增高，可以跂床垂足，并加了许可床顶、床帐和可拆卸的多折多牒围屏。坐类家具品种的增多，反映垂足坐已渐推广，促进了家具向高型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家具 （589~960年）
中国家具发展至唐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一改六朝前家具的面貌，形成流畅柔美，雍容华贵的唐式家具风格。至五代时，家具造型崇尚简洁无华，朴实大方。这种朴素内在美取代了唐代家具刻意追求繁缛修饰的倾向，为宋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树立了典范。
隋唐五代时期，家具发展有两个主要特点：
（1）家具进一步向高型发展，表现在坐类家具品种增多和桌的出现。《通雅》记载："倚卓（椅桌）之名见于唐宋。"六朝已有椅凳，唐代更趋流行，几、案高度皆以坐面为基准，坐具既高，桌的出现势为必然。家具高型化又对住室高度、器物尺寸、器物造型装饰产生一系列影响。
（2）家具向成套化发展，种类增多，并可按使用功能分类。大致可分为：坐卧类，如凳、椅、墩、床、榻等；凭椅、承物类，如几、案、桌等；贮藏类，如柜、箱、笥等；架具类，如衣架、巾架等；其他还有屏风等。五代画家顾闳中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描绘了成套家具在室内陈设、使用的情形。
宋代家具 （960年~1279年）
宋代是中国家具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首先是垂足而坐的椅、凳等高脚坐具已普及民间，结束了几千年来席地坐的习俗；其次是家具结构确立了以框架结构为基本形式；其三是家具在室内的布置有了一定的格局。宋代家具正是在继承和探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代家具以造型淳朴纤秀、结构合理精细为主要特征。在结构上，壶门结构已被框架结构所代替；家具腿型断面多呈圆形或方形，构件之间大量采用割角榫、闭口不贯通榫等榫结合；柜、桌等较大的平面构件，常采用"攒边"的做法，即将薄心板贯以穿带嵌入四边边框中，四角用割角榫攒起来，不但可控制木材的收缩，而且还起到装饰作用。此外，宋代家具还重视外形尺寸和结构与人体的关系，工艺严谨，造型优美，使用方便。家具种类有开光鼓墩、交椅、高几、琴桌、炕桌、盆架、座地檠（落地灯架）、带抽屉的桌子、镜台等，各类家具还派生出不同款式。宋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组合家具，称为燕几。
明代家具（1368年~1644年）
明代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型研究。这些都促成了明代家具的大发展。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代家具风格，把中国古代家具推向顶峰时期。
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民族风格"明式"。明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北京皇家的"御用监"，民间生产中心苏州与广州。明式家具的品种十分丰富。保留至今的，主要有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塌类、台架类等。此外尚有作为屏障之用的围屏、插屏、落地屏风等。明式家具多用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等硬木，也采用楠木、樟木、胡桃木、榆木及其它硬杂木，其中以花梨中的黄花梨效果最好。这些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而又富有弹性。这种材料对家具造型结构、艺术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木质坚硬面有弹性，且硬木是比较珍贵的木料，所以家具有料的横断面制作很小。为此，造型也就显得线型简练，挺拔和轻巧。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用髹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以充分显示木材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美。选材是设计意图的重要部分之一。
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大平板则以攒边方法嵌入边框槽内，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装饰以素面为主，局部饰以小面积漆雕或透雕，以繁衬简，朴素而不俭，精美而不繁缛。通体轮廓及装饰部件的轮廓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及用线的一气贯通而又有小的曲折变化。家具线条雄劲而流利。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
从宋代始，中国人已从席地而坐变为垂足而坐。但由于宋人在园林和室内陈设上讲求与自然的亲和，因此在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革新方面，没有大的进展，直至明代才开始在富庶的江南普遍发展起来。明代江南的富商、地主、官宦，喜欢以资助艺术创作、收购艺术品，甚至宴请供养等方式结交艺术家。为此，他们自觉改善自我形象，不惜金钱来营造带有书卷气的典雅环境。同时，文人也将自己的文才巧思奉献出来，使得明代家具以其空灵优雅的造型、古朴精致的纹饰。成为中国古典家具史上的经典作品。
清代家具（1644年~1911年）
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书斋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其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形成了清代家具的风格。
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的来看造型已趋向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由于繁缛的雕饰破坏了造型的整体感，触感也不好。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程式，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清代家具工于用榫，不求表面装饰；京作重蜡工，以弓镂空，长于用鳔；广作重在雕工，讲求雕刻装饰。装饰方法有木雕和镶嵌。木雕分为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镶嵌有螺钿、木、石、骨、竹、象牙、玉石、珐琅、玻璃及镶金、银，装金属饰件等。装饰图案多用象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官运亨通之类的花草、人物、鸟兽等。家具构件常兼有装饰作用。如在长边短抹、直横档，肓板脚柱上加以雕饰；或用吉字花、古钱币造型的构件代替短柱矮老。特别是脚型变化最多，除方直腿、圆柱腿、方圆腿外，又有三弯如意腿、竹节腿等；腿的中端或束腰或无束腰，或加凸出的雕刻花形、兽首；足端有兽爪、马蹄、如北京时间砂、卷叶、踏珠、内翻、外翻、镶铜套等。束腰变化有高有低，有的加鱼门洞、加线；侧腿间有透雕花牙档板等。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代家具的精粹。
家具种类为坐卧类家具有太师椅、扶手椅、圈椅、躺椅、交椅、连椅、凳、杌、交杌、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圆桌、半圆桌、方桌、琴桌、炕桌、书桌、梳妆桌、条几（案）、供桌（案）、花几、茶几等；贮藏类家具有博古柜架、架格、闷心橱、书柜、箱等；其他家具还有座屏、围屏、灯架等。
清代家具作坊多汇集沿海各地，并以扬州、冀州（河北）、现惠州（广东）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产品分别称为苏作、京作、广作。
清代家具特点：清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家具由继承、演变到发展，在形制、材料、工艺手段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其独特之处。现分述如下：
1、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清式家具在造型上与明式家具的风格截然不同，首先表现在造型厚重上，家具的总体尺寸比明式家具要宽，要大，与此相应，局部尺寸、部件用料也随之加大。比如清代的太师椅、三屏式的靠背、牙条、腿步等协调一致，造成非常稳定、浑厚的气势。这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
清式家具在结构上承袭了明式家具的榫卯结构，充分发挥了插销挂榫的特点，技艺精良，一丝不苟。凡镶嵌方面的桌、椅、屏风，在石与木的交接或转角处，都是严丝合缝，无修补痕迹，平平整整的融为一体。
家具的主料木材，选料极为精细，表里如一，无节，无伤，完整得无一瑕疵。硬木家具的部件和零部件，如抽屉板、桌底板及穿带等，所用的木料都是硬木。
清式家具的样式也比明朝繁多，如清朝新兴的家具太师椅，就有三屏风式靠背太师椅、拐子背式太师椅、花饰扶手靠背太师椅等多种。
2、用材广泛，装饰丰富。清式家具喜于装饰，颇为华丽，充分应用了雕、嵌、描、堆等工艺手段。雕与嵌是清式家具装饰的主要方法。雕漆在清代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福建雕漆享有盛名。嵌有瓷嵌、玉嵌、石嵌、珐琅嵌、竹嵌、螺钿嵌和骨木镶嵌等。清代除继承了明代原有的形式外，又发展了螺钿嵌，产生了骨木嵌、珐琅嵌和瓷嵌。
3、骨嵌的作用。 骨嵌用在器皿虽然很早，但是骨嵌用于家具上还是清代的创举。骨嵌的鼎盛时期是乾隆中叶，其艺术特点有：
（1）骨嵌工艺精良，拼雕工巧。工艺制作上保持多孔，多枝，多节，块小而带棱角，既宜于胶合，又防止脱落，虽天长地久，仍保持完整形象。
（2）骨嵌表现形式分为高嵌、平嵌、高平混合嵌三种。早期和盛期是高嵌和高平混合嵌，后期都是平嵌。
（3）骨嵌用材多为红木、花梨等贵重木材，因其木质坚硬细密，镶以骨嵌更显出古拙，纯朴。
（4）骨嵌题材大致可分为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鸟静物和纹样四类。由于工艺美术的发展，使得家具制作得以借助各处工艺美术手段，去进行综合的装饰处理。清式家具的装饰上采取了多种材料并用，多种工艺结合，构成了它自己的特点，是历代所不能比拟的。
清中期以后，中国各类传统艺术品，无论制作的工艺，还是设计的构思，都象这个王朝一样，渐入末途。清末以来的连年战争使工匠最终失去了创造艺术的那份安逸的心境。另一方面，传统家具始终不曾被古玩商列为主要经营项目，而仅作为陈设。清末民初，新贵和年轻商人追求时髦，开始选用西洋家具。这一风气甚至影响到末代皇帝溥仪、曲阜孔庙的主人衍圣公。 至民国，古典家具开始受到一些西方人和中国建筑学家的重视。年轻学者艾克与梁思成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营造学社”。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陈设于园林的明代家具吸引了艾克，他开始收集和研究明代家具。在杨耀先生的协助下，艾克出版了第一部介绍中国古典家具的著作《明代黄花梨家图考》。此书虽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但在西方影响不小，西方人开始大量地收购、搜集中国明清家具，运往海外。
西方人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将中国的明清家具提升到了与中国其它文物等同的地位。而中国本土的古典家具的价格，却已跌落到了历史最低点。到了70年代末，古董家具收藏最丰的北京硬木家具厂，因为开支困难，向全国的艺术团体和国家机关推销该厂30年来的收藏珍品，然而问津者寥寥。不久，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出版，在港台地区发行了数千册，导致港台收藏家涌入大陆搜觅明清家具。当时大陆根本没有古典家具市场，大陆的古玩商们也不清楚古典家具在国际上的价格。港台收藏家开出的价码，极大地激发了大陆家具商的热情。他们深入到江浙晋冀陕等省的城乡，到每一间旧宅老户内搜寻，以极低的价格搬走黄花梨、红木、乌木、鸡翅木等明清家具。当古玩商象篦头发似地从南向北篦了一遍后，明清家具的价格暴涨了近10倍。天津古董市场上一对红木太师椅的行市，半年间从几十元人民币升为几百、上千元。
在古董家具外流的高潮中，国内的收藏家也开始了古典家具的收藏。首先吸引国人的是迅速上升的价格，它上升的速度，接近和超过了书画和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古典家具除了保值，还能使人感受一下古代文人“笑倚东窗白玉床”的情致。但国内有限的购买力，没有改变家具的销售方向。最精美的古典家具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清家具的交易成为古玩买卖中的重头戏。
20世纪50年代王世襄先生等文物专家参与制定了关于紫檀、黄花梨等明式家具不得出口的法律规定。1985年家具外流高潮时，王先生再一次向文物部门呼吁，而家具商贩完全无视此规定。一件紫檀条桌在海外拍卖价高达32.5万美元，相当于270万人民币。海内外价格间的差距，已无法阻止中国古典家具的外流。一些对古典家具有研究的年轻专家和商家，凭借眼力和勤快，向海外收藏家提供专业的指导和上乘的货色。80年代末香港收藏家徐展堂在其私人博物馆开识了“紫檀家具展室”，另一位香港收藏家叶承耀在四五年里从大陆和海外市场收进了80余件明式黄花梨家具。
1985年后，市场偏好苏作、广作、京作的明式家具，至80年代末由于市场硬木家具货源减少，江苏、安徽、浙江、山西以及福建泉州、厦门的明式柴木家具，成为向外倾销的主要对象。至90年代初这类极具中国民俗风味的民间家具开始走入纽约、伦敦、香港等地的国际拍卖行，约占每场拍卖的古董家具的30％以上。
台湾古典家具商近年颇具气势地从大陆大量进口明清家具。每周都有十几件运往台湾各地。一些台湾商人在大陆设厂收货修复，拉回台湾后举办专业讲座，煽情促销。台湾人开始讲求陈设古董家具，显露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艺术的理解。台湾百姓的这种需求，使台湾的家具行急速发展，出现了进货过度，质量也是平平者居多。
海外家具市场的价格低迷，直接影响了大陆的家具行情，拍卖会上多数家具低价拍出。嘉德举办的“清水山房藏明清家具”的专场拍卖，原总估价超过1000万元，实际成交额仅400万元。而拍卖的家具都是中国明清两代家具中的经典之作，无论年代、造型、材质均属上乘。从中可以看出国人对于古典家具的兴趣但吸纳力较西方人尚有很大距离。于是，一些专家指出，在各种传统收藏品中，如书画、陶瓷、文玩等价格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古董家具仍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存在着巨大的差额，未来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应是颇具潜力的投资项目。
到了1997年美国克里斯第拍卖行推出了毕格史夫妇收藏的中国家具专场拍卖，拍卖估价较之中国当时的行情简直是天壤之别，全场99件拍品大多成交，且高出估价许多。而中国国内市场呢，一直到1999年嘉德拍卖公司的古典家具拍卖首次推出了由田家青先生设计并监制的“明韵”家具共有6件，场上全部成交，拍卖现场竞叫场面较为激烈。“明韵”系列的第一件拍品花梨木八足劈料大禅墩，估价为10，000－20，000，以33000成交，价位最高的是紫檀圈椅一对，成交价为132，000，其成交价值已经接近明清古典家具的价格。
2003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行的"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拍卖专场，143件包括木器、铜器等艺术珍品，全部落槌成交，没有一件流拍，竞拍者频频举牌，不给拍卖师报价的机会，有的珍品成交价高于底价的十倍或廿倍，创造了拍卖史上的奇迹。遵循国际拍卖行的习惯，中国拍卖师第一次戴上白手套。个中情况预示着中国古典家具蕴势待发。
古典家具网http://china.cfhot.com/news/1192.htm
中国传统家具的欣赏
中国传统家具的欣赏是一个很特殊的题目，因为只有艺术品谈得上“欣赏”二字。家具是一种实用品，是生活居家日常用的什物。现代家具在设计上也非常讲究美观，然而当你使用的时候，它的实用性就会掩盖它的装饰性，使用得当的要求会使你忽略它的艺术性一面。但是中国传统家具很特殊，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完全可以作为艺术品来欣赏。可以这样说，这在世界家具中是独一无二的。
一、 什么是“中国传统家具”
我们说“中国传统家具”，就不是说中国所有的家具。它不包括中国现代家具工业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现在所指的家具基本在过去的时间概念里，但没有用“古典”这个词。之所以不用“古典”，首先是担心这个“典”字会给外国人以宫廷的错觉。在欧洲家具史中古典家具很多是宫廷式的，如“路易十四式”、“路易十五式”等等。中国传统家具包括宫廷家具，更重要是民间家具，是以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即通常所说的儒家精神熏陶出来的。
其二，不用“古典”还因为今天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生产这种家具，或者说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家具生产的企业，我们无法把他们归入“古典”。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传统家具”，往往指明清以来的中国家具。明清家具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顶峰。中国古代家具经过前三代到春秋战国，以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一直到明代到达顶峰。在清前期这种辉煌一直延续着，之后就江河日下了。近一、二百年来中国传统家具的境遇和我们国家的其他文化艺术是一致的。
然而，由于一些特殊因素中国传统家具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又得到了一次新生。这个机会之一，就是自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持续不断的“明式”家具以至中国传统家具收藏热。另一个机会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造就了一个消费群体，这个消费群体正是最坚定的认同队伍。改革开放使中国传统家具迎来了一个近一、二百年以来没有过的春天。我们聪明勤奋的人民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这样，中国传统家具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淹没，反而在当代中国家具行业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家具”是指，包括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家具和现代以传统制作方式为主生产的中国风格的家具。这其中也包括宫廷和民间的，包括中国境内各区域各民族的，如山西、江苏、浙江、西藏等等。
二、中国传统家具的艺术欣赏角度
中国传统家具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看：
一是看“线”，中国传统家具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艺术中对于“线条美”的追求。
与西方的艺术表现不同，在中国的艺术中比较习惯用“线条”去表现对美感受并再现。从几千年前的彩陶艺术中就可以看到，从源头上开始，我们的祖先把这些线条运用的多么流畅（附图）。此后，中国所有艺术中都贯穿着线的表现。在绘画、诗歌、话本小说中都有。绘画中除了设色山水人物、泼墨写意之外（也是线的运动为主），白描线描是很重要的一种形式（附图）。我们捡一段《红楼梦》对人物的描写来看，“……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縧，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几笔勾勒一个贾府的公子哥贾宝玉的形象就脱颖而出，这是中国古典文学常用的白描手法，和绘画、说唱是一致的。再看中国古典音乐也是同样，你可以用《高山流水》与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做个比较，就可以很容易看出表达上的差异。中国的书法艺术也是一个最能体现出中国人对“线条”独特表现力的地方。世界上写字的方法很多，但是把写字上升到艺术的境界还不多。《中国古代书法美学》一书提出：“纵观整个世界美学，中国书法美学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美学系统。它的美学追求、对艺术真谛的把握，使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美学家赞叹不已。西方现代艺术更是把书法奉为楷模。” 李泽厚则说：“……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附图）
中国传统家具中对于“线条美”的追求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其一，是整体造型，即外观上。在造型的外观上，中国人对此的重视程度可以从古代绘画理论“以虚为实”“即白当黑”中看出，即把边缘线及边缘线以外的空间作为实体来对待。中国传统家具造型上的“线条美”，可以引用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的“品”与“病”》中的十六个“品”来概括，曰：“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秾华”、“文绮”、“妍秀”、“挺拔”、“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附图）。其二，在家具的装饰线上，即我们称为“线脚”的。装饰线弯曲有度，精巧流畅，通过装饰线的深浅宽窄、平锐高低造成家具风格上的不同并产生动感。这些装饰线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词来概括，曰：“流畅”、“灵动”、“韵律感”。这些装饰线带着我们的视线从一个视觉点走向另一个视觉点，在另一个视觉点终结的地方产生趣味点，同时在视觉的线性运动中寻找趣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形成的对于线条的独特美感（附图）。
二是看“雕”，中国传统家具体现了中国造型艺术中雕塑的概念，溶中国的雕刻艺术和雕塑艺术为一体。 就中国传统家具的造型来说，其溯源根据王世襄先生意见，分为有束腰和无束腰两种。无束腰起于建筑的大木梁架，有束腰出于须弥座和壶门床、壶门案。从这两者就可以看到中国家具与建筑、雕塑的渊源。 在中国传统家具中很令人瞩目的一点就是雕刻工艺的运用，但我这里提“雕塑”，是认为其中有很大的“塑造”成分。雕塑中的“雕”是减法，“塑”是加法。家具制造中把木材不需要的部分去掉是雕，通过榫卯结构把其他部分的材料连接起来是塑。所以中国传统家具含有中国建筑、雕塑中稳重、大气的因素（附图）。
需要着以重墨的是传统家具中的雕刻。中国的雕刻在工艺品中是广泛运用的，有木雕、石雕、牙雕、骨雕、砖雕、根雕、玉雕、竹刻等等。中国古代没有“雕塑”这个词汇的，这些被称为“刻削之道”“刻镂之术”。在中国传统家具中雕刻工艺的运用主要是作为家具的装饰部分。形式上有圆雕、浮雕、透雕、半浮雕、刻线、镶嵌和漆家具上的剔红等。内容上分为有意味的纹样图案和装饰线两种。装饰线在上面谈了，有意味的纹样图案则往往与家具端正稳定的造型成为对比。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装饰纹样的主题是什么，它都体现了活泼、自然、热烈、放达的情绪。家具上雕刻的纹样图案大都属于中国传统图案，含有吉祥寓意。宫廷家具中纹样则体现权力和威严。到了清朝又吸收了西洋纹样。中国传统家具中的雕刻艺术在清朝得到充分发展，更多体现奢华，成为清家具的重要特征。
雕刻艺术是中国传统家具的一个重要话题，非本文能够阐述清楚，是需要专题论述的。我一直以为，中国的雕刻艺术之所以有独特的魅力，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东方人那颗玲珑剔透的心的外徵。这和我国体操、跳水运动员那些令人目眩的技巧动作是一致的。总之，雕刻艺术是中国传统家具特征之一，是中国传统家具中不可忽视的美学要素。中国传统家具之所以能够陈列，放在那里观赏，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雕塑感和细腻多彩的雕刻艺术。
三是看“工”，中国传统家具集中体现了中国艺术中的“工艺美”。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有重文轻工，崇尚“形而上”之“道”，而贬抑“形而下”之“器”的一面。也有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注重表现造物与个体的和谐统一关系的一面。由此产生中国艺术中很独特的一个门类：工艺美术。这与十九世纪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不同，是中国人“巧法造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原则的体现。在传统文化里艺人、工匠的地位很低，他们受压抑的人性是通过寄情于物的方式得以表达。所以，工艺品中有比其他载体更多的民间情趣，形成独特的“工艺美”，而中国传统家具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工艺美”（附图）。
首先，我们看中国传统家具的制作，这里我们不讲别的，只讲其中的“榫卯结构”。应该说“榫卯结构”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灵魂。正是先人的榫卯结构，构筑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基本框架，并以此独立于世界家具之林。王世襄先生对榫卯有过这样的话：“各构件之间能够有机地交代连结而达到如此的成功，是因为那些互避互让、但又相辅相成的榫子（南方叫“榫头”）和卯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构件之间，金属的钉子完全不用，鳔胶粘合也只是一种辅佐手段，凭借榫卯就可以做到上下左右、粗细斜直，连结合理，面面俱到，工艺精确，扣合严密，间不容发，常使人喜欢赞叹，有天衣无缝之妙。我国古代工匠在榫卯结构上的造诣确实不凡，这项宝贵遗产值得我们格外重视，认真地加以整理、研究和总结。”榫卯结构为主干，加之款式、纹样、打磨、上漆等构成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基本元素符号。“榫卯结构”也受到国外的重视，十八世纪柏林的一份家具目录提到中国的一个黄花梨拔步床：“床架的奇特之点在于其构造中没有采用一根钉子。所有其他方面也显示出制作者的艺术造诣和技巧。”
其次，中国传统家具充分体现“材料美”。这就是对“天”“道”的遵循，不以人为而掩盖造物。中国传统家具所采用的木材，不管是名贵硬木还是中性、软性木材，都注重表现材料的天然本色和自然纹理。尤其在开料的时候对于木质纹理走向的美感加以利用。制作时通过榫接把木材的截面藏起来。在选料上注意优质木材的使用。明清家具之所以珍贵于世，也与其材料“紫檀”、“黄花梨”有关。经过打腊、磨光，材料本身的美就更加显露出来。艾克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说：“这些制品的主要艺术魅力在于纯真，刚中有柔，以及无疵的光洁匀称。” （附图）
三、中国传统家具的人文欣赏角度
中国传统家具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也正是这些文化特征使得中国传统家具产生了不朽的魅力。这一特征的体现在：一、中国传统家具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的传统礼教。二、中国传统家具体现了儒家的“中和”“中庸”的基本思想。
以上两个方面的特征，熔铸了中国传统家具之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家具的独特品质。
中国传统家具特别是明清家具能够闻名于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家具在一种我们并不情愿的方式下被介绍到外面的世界去。这些中国家具引起了西方很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在他们的影响下，才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家具收藏和研究热潮。其后，又有更多的人认识了中国家具。
在中国是一位德籍教授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c 1896-1971）比较早开始研究中国传统家具的。经过十几年悉心研究，他于1944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这对于启发世人重视中国传统家具文化以及鼓励后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欣赏中国传统家具所需的一些知识
（一） 中国传统家具的榫卯结构。
（二） 中国传统家具的基本种类。
（三） 中国传统家具使用的木材。
以上知识在许多家具书籍上都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的断流和现代风格的构建
中国的传统家具到明代发展到巅峰，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继后的清式家具，在康乾时期，仍具有很高的艺术品味，随后就每况愈下，走入了尺度厚重但用料过大、装饰格调低俗而且过度的误区，出现了颓势。其社会原因是封建制度日趋没落，吏治腐败，暗无天日；贪污已呈结构性,统治者骄奢淫逸，争阔斗富；经济上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已无法养活不断膨胀的人口,生产力凋蔽,更谈不上创新和发展。实际上，东方文明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积弱积贫,大祸临头却浑然不觉。历史延续到清代末期至民国，传统社会崩坏，民族处在流血、死亡、挣扎和灾难的深谷之中，中国的家具及其设计已由旧日的辉煌走向式微。
从历史的断代来看，可以认为在19世纪的中叶，或者把它定为1851年，中国家具的风格就出现了断流。其理由为：
（1）1848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文明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东方文明的自信心。1851年清朝皇帝结婚，宫廷竟然从西方进口家具。
（2）19世纪中叶，奥地利人托耐特(michael thonet)已掌握了实木弯曲技术，大量生产曲木家具，而几乎同时有美国人比尔特(john henry belter)开发出层积木技术，英国人普拉特(samuel pratt)第一个获得了“弹簧软包”的专利。这些实际上表明了现代家具的诞生。
（3）自19世期中期起，西方家具在家具风格动荡、变革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对现代家具的探索，从重装饰向重功能转变，从重手工向重机械转变。更重要的是，欧洲的理论家如拉斯金(john ruskin)、科尔等人提出了“艺术与技术结合”等“工业设计”的思想。
（4）19世纪初期，欧洲各国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英国为了向世界炫耀工业革命带来的伟大成就，在19世纪中叶提出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欧洲各国的响应。1851年，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博览会在伦敦开幕。展览大厅全部采用钢材和玻璃结构，称之为“水晶宫”。
从19世纪中叶，西方家具开始实现现代化，而中国家具却走向了没落。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家具风格出现了断流，但是在局部仍然有着亮点，如上海一带出现的西式家具作坊如水明昌等，采取“西式中做”的方式，做出了一批很好的西式家具，并且在装饰方面应用了大量的中式纹样。另一个亮点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及周边地区生产的“新式家具”，它与二次大战后英国推行的“实用家具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家具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面向世界的，消费者也才真正开始了解国际家具的风格和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家具业如饥似渴地模仿欧洲家具、美式家具及和式家具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当西方现代家具思想以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为先锋，裹挟着西方文化滚滚而来，我们得重新审视中国家具的现代设计理论和实践。关于这个问题，有几个基本的考虑：
（1）中国现代家具若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风格，在国际家具市场上将没有位置，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必须具备优秀传统和不断创新这两个特点才能生存发展。家具是一种深具文化内涵的产品，它实际上表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消费水准和生活习俗，它的演变实际上也表现了社会、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和东洋文化的大量导入，现代的中国人已开始认同多元的文化，但是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外文化的交融和冲突更显示出多采、复杂的一面。不管怎样，中国已经把现代化作为走向未来的目标，而多元文化就必然成为我们的选择。多元文化一方面以现代化作为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它的具体构建却只能付之于特定的民族形式，这已是为世界历史与现实所证明了的（欧洲与日本的现代化和美国的现代化是不同的，各有其特定的民族形式）。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的文化背景要求中国的现代家具应以中国的民族形式，体现现代化的功能和艺术需求，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所决定了的。
（2）中国的传统家具固然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可以作为现代风格的民族形式载体。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的民族形式载体应该是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的结合。这就要求： 一方面，要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对中国的传统家具进行专业化、立体化和定量化的深层次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揭示出其中所含的设计思想和科学精神，提炼出所谓的“中国式传统因子”；并找出由于当时科技水平及其它限制条件对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的影响点，在此基础上注入现代因子，拓展设计思想，为中国现代风格家具的开创提供比较明确的、可遵循的理论依据和操作途径。以建筑和服装为例，石库门建筑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上海建筑，改造后的“新天地”，更像是欧洲小城里某个温馨舒适的小广场，与上海人的石库门住宅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才是石库门或者说上海的精髓——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东西。有服装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满清的旗袍竟可以做成如此曲线毕露又含蓄温柔的款式，唐装也能在apec会议上大显风采。
另一方面，现代的中华民族在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上已与传统有天壤之别，在功能上的需求也大相径庭。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优秀的传统家具，而是深悟其道，在家具的品种、造型、功能上演衍、创造。中国的现代风格家具应深具东方的文化神韵，又具备现代生活所需的品种和功能。
现代科学已经使我们具备了足够的手段，使我们能探幽索微，追溯传统的奥秘，而多元文化又为我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架设桥梁。我们一定能够在不远的未来，构建起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们有过辉煌的过去，我们当有更光明的未来。
许美琪，《家具》
文章来源：http://www.soogu.com/HTM/yangjiuwang/shouchanjiaoliou/cangyoufabu/cangyoufabu45.htm
从历史的断代来看，可以认为在19世纪的中叶，或者把它定为1851年，中国家具的风格就出现了断流。其理由为：
（1）1848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文明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东方文明的自信心。1851年清朝皇帝结婚，宫廷竟然从西方进口家具。
（2）19世纪中叶，奥地利人托耐特(michael thonet)已掌握了实木弯曲技术，大量生产曲木家具，而几乎同时有美国人比尔特(john henry belter)开发出层积木技术，英国人普拉特(samuel pratt)第一个获得了“弹簧软包”的专利。这些实际上表明了现代家具的诞生。
（3）自19世期中期起，西方家具在家具风格动荡、变革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对现代家具的探索，从重装饰向重功能转变，从重手工向重机械转变。更重要的是，欧洲的理论家如拉斯金(john ruskin)、科尔等人提出了“艺术与技术结合”等“工业设计”的思想。
（4）19世纪初期，欧洲各国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英国为了向世界炫耀工业革命带来的伟大成就，在19世纪中叶提出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欧洲各国的响应。1851年，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博览会在伦敦开幕。展览大厅全部采用钢材和玻璃结构，称之为“水晶宫”。
从19世纪中叶，西方家具开始实现现代化，而中国家具却走向了没落。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家具风格出现了断流，但是在局部仍然有着亮点，如上海一带出现的西式家具作坊如水明昌等，采取“西式中做”的方式，做出了一批很好的西式家具，并且在装饰方面应用了大量的中式纹样。另一个亮点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及周边地区生产的“新式家具”，它与二次大战后英国推行的“实用家具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家具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面向世界的，消费者也才真正开始了解国际家具的风格和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家具业如饥似渴地模仿欧洲家具、美式家具及和式家具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当西方现代家具思想以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为先锋，裹挟着西方文化滚滚而来，我们得重新审视中国家具的现代设计理论和实践。关于这个问题，有几个基本的考虑：
（1）中国现代家具若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风格，在国际家具市场上将没有位置，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必须具备优秀传统和不断创新这两个特点才能生存发展。家具是一种深具文化内涵的产品，它实际上表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消费水准和生活习俗，它的演变实际上也表现了社会、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和东洋文化的大量导入，现代的中国人已开始认同多元的文化，但是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外文化的交融和冲突更显示出多采、复杂的一面。不管怎样，中国已经把现代化作为走向未来的目标，而多元文化就必然成为我们的选择。多元文化一方面以现代化作为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它的具体构建却只能付之于特定的民族形式，这已是为世界历史与现实所证明了的（欧洲与日本的现代化和美国的现代化是不同的，各有其特定的民族形式）。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的文化背景要求中国的现代家具应以中国的民族形式，体现现代化的功能和艺术需求，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所决定了的。
（2）中国的传统家具固然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可以作为现代风格的民族形式载体。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的民族形式载体应该是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的结合。这就要求： 一方面，要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对中国的传统家具进行专业化、立体化和定量化的深层次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揭示出其中所含的设计思想和科学精神，提炼出所谓的“中国式传统因子”；并找出由于当时科技水平及其它限制条件对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的影响点，在此基础上注入现代因子，拓展设计思想，为中国现代风格家具的开创提供比较明确的、可遵循的理论依据和操作途径。以建筑和服装为例，石库门建筑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上海建筑，改造后的“新天地”，更像是欧洲小城里某个温馨舒适的小广场，与上海人的石库门住宅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才是石库门或者说上海的精髓——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东西。有服装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满清的旗袍竟可以做成如此曲线毕露又含蓄温柔的款式，唐装也能在apec会议上大显风采。
另一方面，现代的中华民族在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上已与传统有天壤之别，在功能上的需求也大相径庭。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优秀的传统家具，而是深悟其道，在家具的品种、造型、功能上演衍、创造。中国的现代风格家具应深具东方的文化神韵，又具备现代生活所需的品种和功能。
现代科学已经使我们具备了足够的手段，使我们能探幽索微，追溯传统的奥秘，而多元文化又为我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架设桥梁。我们一定能够在不远的未来，构建起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们有过辉煌的过去，我们当有更光明的未来。
许美琪，《家具》
文章来源：http://www.soogu.com/HTM/yangjiuwang/shouchanjiaoliou/cangyoufabu/cangyoufabu45.htm
2007年9月1日星期六
凝视中国（5）
三、妖魔化中国：西方人解不开的中国结
中国人是可怕的，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
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教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卢梭说：中国的文人“个个都文质彬彬、阿谀奉承、机灵、狡猾和淘气”。
俄国人巴古宁说：“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特意创作了一幅《黄祸图》送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呼吁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抵制“黄祸”。
正如在人类的所有事务中一样，大家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潮”的对华友好感情太强烈了，因而便出现了一种对华不友好感情的威胁！
与伏尔泰和卢梭齐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猛烈抨击中国的“棍棒专制主义”。他说，在专制政体下的中国，“品德是绝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它所需要的只是恐怖。它所进行的教育都是奴性教育，人民都是驯服的奴隶。孟德斯鸠还持一种环境决定论，认为特殊的气候与环境还使中国自然灾害频繁，造成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这“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教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与孟德斯鸠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沃尔内，他于1971年在《废墟》中写道：“因竹杖专制主义而受人鄙视和被星相迷住了眼睛的中国人……于其已流产的文明中只向我显示出了一个木偶般的民族”。继《废墟》出版二年后，便是孔多塞的观点了：“但是，如果大家希望了解这些制度甚至在没有迷信恐怖的帮助下会把对人类才能的破坏力推进到何等程度，那就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落到中国身上，落到这个在科学和艺术方面除了眼睁睁地看着相继被其他所有人超过之外似乎再无法举动的民族身上”。
卢梭在《新爱丽丝》中对中国人的评价已成了一种诋毁了：“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这个著名的民族，在发现她受奴役时感到再惊奇不过了。她受征服与遭攻击的次数一样多，始终会成为任何外来者的侵略对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日。我发现该民族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这种命运，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对此抱怨。那些文人们都怯弱、虚伪和招摇撞骗，经常是讲起来夸夸其谈而又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充满了思想而又没有任何天才，具有丰富的表象而思想又很贫乏，他们个个都文质彬彬、阿谀奉承、机灵、狡猾和淘气，把所有义务都贴上了标签并使全部伦理都显得装腔作势，除了作揖和磕头之外再也不懂其他任何人情了。”
对中国失去好感或疏远中国变得普遍起来。至两次鸦片战争，中华帝国的尊严连同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一起被彻底摧毁了。与18世纪的中国人形象相比，中国人的形象不再光明。他们是已经衰老已经退化了的民族，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他们人口如蚂蚁一般众多，随时都有可能泛滥成灾。他们邪恶堕落，经常堕胎、溺死女婴。一切都已改变，中国人不仅可恶可憎，而且可笑。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登出一首 “为广州写的歌”，诗中所描绘的约翰·查纳曼（Chinaman，意为“中国佬”）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对中国的看法：
约翰·查纳曼天生是流氓，
他把真理、法律统统抛九霄；
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
他把全世界来拖累。
唱呀，“嗨——”我那残酷的约翰·查纳曼，
唱呀，“唷——”我那顽固的约翰·查纳曼；
为了人类，把枷锁套住约翰·查纳曼，
即使科布登（英国工业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亲自来，也难为他解开。
他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尾巴，
一日三餐：鼠、狗、虫、蛇，
炒锅里面玩把戏，
就怪那令人作呕的给养员约翰·查纳曼。
唱呀，撒谎者，我那狡猾的约翰·查纳曼，
没有打架，我那胆小鬼约翰·查纳曼。
拖着长辫子、卑躬屈膝的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常以漫画形式出现在那时的报刊杂志里，文艺作品里的中国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描绘成阴险、狡猾、残忍的恶棍。
除了丑陋，中国人还变得越来越可怕。一种“妖魔化”中国的潮流出现了，“黄祸论”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黄祸论”是起源于19世纪主要针对中国的理论。一般认为，“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人巴古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鼓噪“黄祸论”之先河。根据他逃亡期间在中国的见闻，他认为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巴枯宁认为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于中国可怕的人口与移民：“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六亿人口，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
此外，中国人已开始熟悉掌握最新式的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他们正“把这种纪律和对新武器、新战术的熟悉掌握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不得不寻找一条出路，你就可以了解来自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 为此巴枯宁曾上书沙皇建议“着手征服东方”，“如果真的要从事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
到19世纪末期，“黄祸论”在西方大为盛行，且其鼓吹者大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德、俄两国的皇帝，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等。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谓的“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鼓吹“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抵抗黄种人、佛教和异端的侵犯”。威廉二世所言的“黄祸”，指的是日本与中国以及东方的佛教文化。他还特意创作了一幅油画赠给尼古拉二世，即臭名昭著的《黄祸图》。
《黄祸图》的画面上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手执闪光宝剑，正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黄祸”已经降临！悬崖对面，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天空乌云密布，城市在燃烧，一场浩劫正在发生。威廉二世还在画上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黄祸图》曾哄动一时，“黄祸论”也借此越发猖獗。
在欧美一些国家外交和国家政策中也开始贯彻这一理论，变本加厉掠夺压迫中国。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便出现了针对中国劳工的排华论调，此后越演越烈，最终形成声势巨大的“排华风潮”。反华煽动家们声称，华人是一个不能同化的族群，他们的存在，将会导致社会冲突，并危及美国的制度。华人被描绘成一个低等而堕落的民族。他们已经不能够把他们的文明推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是“一个没有自我尊严的民族，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民族，一个没有真理的民族，一个没有对自由的热爱的民族。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奴隶。” 他们由于抽鸦片，迷信，崇拜神像而堕落，“华人拥有无数亚洲人的邪恶嗜好。”在美国加州甚至有专以捕杀和迫害在美华人的“沙地党”，其首领奇尼亚声称中国人是“黄祸，是美国未来的真正威胁”。1882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排华法案》，大力排挤华人。世界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美国的这一政策。如非洲的各殖民当局提出所谓“黑白非洲主义”，即非洲只允许白人和黑人存在，不要黄种人；澳洲英国殖民当局也大肆鼓吹“白澳政策”，即“澳洲是白人的澳洲”。在加拿大、美国、荷兰等国还颁布了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
一方面，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受到西方的鄙视与丑化。按照威廉二世的说法中国人是“野蛮人”，按一些传教士的观点：“中国人污秽、肮脏，没有灵魂，即使有，也只是丑恶的灵魂，根本不值得拯救”，“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又视中国为潜在的威胁。中国人口众多，中国人适应能力强，精力充沛，多才多艺，具有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经过适当的训导后，也许会成为世界上一种了不起的势力。中国的国民能力是巨大的。黑人可以受白人统治，印度人可以受英国人统治，但是中国既不是非洲也不是印度。而且这个“东方睡狮”随时都有可能觉醒。“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都会为之震动”，拿破仑的名言让人记忆犹新。 在中国生活把持中国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被西方世界誉为“中国通”的英国人赫德对西方人的这种担忧曾直言不讳：中国人“正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旧生活，排除同外国的交往、外国的干涉和外国的入侵”。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将加重地来报复旧日的怨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这样就为将来准备了甚至从来没有梦想过的骚乱和灾难。50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侯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这个运动对于世界其余各国不是吉详之兆！”
而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对强大的西方又何来威胁呢？显然，所谓“黄祸论”，只是一种出于西方种族主义歧视和殖民主义侵略需要而假想的理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谬论竟然盛行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至今仍未绝迹。此后，每当中国出现一线复兴生机，西方人就以“黄祸”为警。
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
芒罗在《正在觉醒的巨龙》中说， “中国龙”已经觉醒，全世界将面临威胁。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警告，中西“文明大战”将比武力战争更可怕。
莱斯特·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预言，谁也养活不了中国人，“世界粮食形势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
中国的政治领袖，在索尔斯伯里笔下都成了旧世界或中世纪的帝王。
时间到了20世纪末的1992年秋，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在《政策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惊世之作”——《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
文章说，自拿破仑以来，西方人一直在预言，一旦“中国龙”觉醒，全世界将为之震惊。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起步失败之后，看来中国终于坚实地走上了一条经济腾飞之路。在军事上也开始锋芒毕露，这引起亚洲及世界的震惊与强烈反响。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将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扩大，而且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国家，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而成为美国的“新敌人”，可是，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
此文一出，立即得到众人应和。什么文明的威胁、秩序的威胁、粮食的威胁、军事的威胁……不一而足。在国内，《中国人可以说不》、《中国有多坏？》、《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一批反“威胁论”、反“妖魔化”的著作也相继热销。那个曾经盛行于西方，极端丑化、仇视中国人的“黄祸论”似乎又复活了。
与一个世纪前的“黄祸论”相比，新的“中国威胁论”似乎多了一些“理性”的分析，少了一些漫画式的描绘和无所顾忌的漫骂，但这二者的观点却如出一辙。与“黄祸论”一样，“中国威胁论”也极力鼓吹所谓“中国文明的威胁”。
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提出“文明冲突论”。不久，他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后续文章《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1996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又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更深入、更系统的阐述。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引起的。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中国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力量和自我伸张性增强，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为了防止中西文明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美国应该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文明冲突论”提出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快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事实上，“文明冲突论”已经影响到西方大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中国独特的文化总是为西方某些人所不容。他们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加上独特文化传统，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一个心病，“如果一个大国拥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对它曾有过的、由世界上其它国家所造成的历史遭遇心怀冤屈，那么它将很难与人为善，这种沙文主义和冤屈感，恰巧中国都有份”。而他们所认识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是相当狭隘的，它只不过是中华帝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是帝制时代的遗物，因此它必然具有自大、排外、专制等特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和平、和睦等优良传统和其本身在近代以来的巨大变化却视而不见。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文明除了帝制时代遗留下的文化而外，还有的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与西方文明绝然相对的。苏东巨变后，中国作为仅存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自然就被当作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意识形态象征物。日本、德国发展，创造经济奇迹那是在西方模式下取得的，在他们眼里这不足为奇，因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取得如此成就，显然是对西方模式的威胁。这一现象被《外交》主编扎卡利亚称为“非自由民主的崛起”，并视之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根深蒂固的封建帝制的文化再加上极端主义的共产主义文化，中国文明自然就被视作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了。
中国的庞大人口数量也始终被西方人视作潜在的威胁。“文明的冲突”尚未平息，“谁来养活中国”，又引发了一场争论。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长达141页的《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布朗提出：若中国大量进口粮食，是否有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能够足额提供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没有一组国家可增加其出口潜力去更多地填补中国潜在粮食短缺的一小部分。” 布朗认为，中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对农田的大量侵蚀、破坏，加上每年新增加一个北京市的人口，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到21世纪初，中国为 了养活10多亿的人口，必须得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这必然引起世界粮价的大幅上涨。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将会对世界的粮食供应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目前兴旺的世界粮食市场就会动荡不定，世界粮食形势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全球各国的安全将得不到保证。
布朗警告世界：“食品的短缺伴随着经济的不稳定，其对安全的威胁远比军事入侵大得多”。
接着，环境的威胁、军事的威胁等也相继出笼。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威胁”的现实性与紧迫性。
书中认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上力量最强的国家美国已经成了全球对手，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利益冲突，今后会出现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如果中国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而美国依旧那么天真，两国之间现正隐约显现的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军事上的敌对行动。毕竟，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曾3次在亚洲参与重大战争，每一次都是为了防止某一个国家在那里取得支配权；而现在看来，今后一二十年中，中国无疑会在太平洋彼岸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即便中美并不实际开战，它们之间的争夺也将成为21世纪头几十年中主要的全球争夺。
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其办法不是入侵和占领邻国，而是使自己远比邻国强大，从而使东亚发生的一切都必须至少得到中国的默许。
中国力量的增长及其以逼人的气势追逐本国利益的做法，不仅符合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作用的认识，而且符合一种中国领导人乐于加以利用的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中国的雄心所依靠的动力是由于历史上遭受屈辱、丧失了显赫地位而形成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奇怪的、因而不大能为自满自足的西方人所理解的民族主义。
人们看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的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
中国领导人已经把美国确定为它在全世界的主要敌人。近来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具有刺激性、越来越咄咄逼人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几乎肯定会加剧紧张状态。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同中国的激烈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最有可能呈现的状况。
中国历来对它本身的认识、它的人力物力基本状况以及它对自己的民族利益的估价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朝着称霸亚洲的方向前进成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事实上，中国不仅已经具有了亚洲最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也是唯一部署了核武器的亚洲国家。
作者还进一步发挥他们的想像力，虚构了2004年的一场中国和美国的“战争游戏”。
来自“中国的威胁”似乎已不可避免了。1995年4月1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为向反美政权供应军火的主要国家，并以大国身分在南中国海称霸。”几乎同时出版的美国另一大报《洛杉矶时报》也以“美国开始把中国看作潜在敌人”为题，认为“对中国未来力量的担忧是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主要基本因素”。
1995年6月28日，《纽约时报》又在题为《擦去东南亚条约组织宪章上的灰尘，备好待用》的评论中，公开提出恢复东南亚条约组织，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一时间，“中国威胁论”不仅活跃于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的言论之中，而且在欧洲、日本以及印度也有很大的市场。事实上，在一些人眼里，中国无论怎样，都是一种“威胁”。
人类不仅需要朋友也需要敌人，它不一定非得真实，但必须存在。可怕的敌人正在对本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巨大威胁，这种心态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根深蒂固。早在冷战初期，“遏制之父”凯南就承认，“文明美国人真奇怪，时时刻刻都想在文明的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以把文明所有的麻烦都算在它身上”。他对美国能找到苏联这个“罪恶的中心”而欢呼，“正是上帝给美国人民提供了这个无情的挑战，使得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安全有赖于他们的通力合作，并接受历史显然要他们承担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责任”。半个世纪之后，同样的论调又在美国出现，亨廷顿撰文宣扬，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政治日益混乱，无法塑造国家认同，并说“若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威胁着美国的立国原则，做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断言“中国会成为一个新的敌人”。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
在“中国威胁论”的阴影下，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也面临着被“妖魔化”的危险。“妖魔化中国”的概念由新华社记者李希光等人在其所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提出，它主要体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
事实上，对中国的这种妖魔化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已出现了。社会主义中国被西方人视作洪水猛兽，麦克阿瑟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那时的中国被西方媒体描绘成恐怖的“红色妖魔”：极权主义、大清洗、大屠杀，甚至共产共妻。虽然后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却难以改变。据清华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当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仍然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统治”，他们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共产主义中国”，称五十年国庆是“庆祝共产主义统治五十年”，报道“法轮功”被取缔时称“法轮功被当作对公共安全和共产党统治的威胁而1999年遭到禁止”。
要知道，经过西方政府和媒休的长期反共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统治”在许多人眼中几乎等同于“恐怖主义”。
既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理所当然的就是西方社会制度和西方民主理想的大敌，当然就得和没有民主、不讲人权以及军事扩张联系在一起。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正是贯穿了这一“理论”主线。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常常被西方媒体恶意丑化。曾写过《长征路上前所未闻的故事》的索尔斯伯里，后来竟也热衷于写诋毁和诬蔑中国政治领袖的书籍，来顺应美国媒体和大众文化日渐底下的趣味。1992年他出版了《新皇帝——毛邓年代的中国》，此书通篇充斥着对中国政治家的谩骂和嘲弄，也流露出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
作者在引言中说：“成千上百的人有过皇帝的头衔，然而很少有人象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有着真正政治大权的真皇帝。”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家，在索尔斯伯里笔下，都成了旧世界或中世纪的帝王。
索尔斯伯里要读者相信，毛泽东始终在作着皇帝梦。他的根据是毛泽东本人对两个算命者的预言一直真信不疑。据说有一个湖南农村的年轻村妇，她告诉年青的毛泽东：“你将来要作大官，你会杀人不眨眼。”另一个是陕北黄河边上的一个道士，他跪倒在毛的脚下，宣称：“你是真命天子，一个真正从天而生的龙子。”
作者还有一个他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毛泽东在香山小住的时候，随身总是带着《史记》和《资治通鉴》。即使在晚年视力减退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在孜孜不倦地阅读中国的史籍。他一定是在不停地学习古代帝王统治中国和掌握天命的方法！
在作者笔下，新中国的建立不过是千年不变的中华帝国又一次更换了皇帝而已。他把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的委任，比作罗马帝国任命大将军。开国大典比成了拿破仑加冕。
索尔斯伯里还告诉读者：毛泽东总是在把自己打败蒋介石的功劳同秦始皇的成就相媲美。他怕读者不明白秦始皇是何许人，便解释道：“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个朝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用流血来加冕自己的成就。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等于卡尔·马克思加秦始皇。”不仅是文革，整个中国革命史，在索尔斯伯里笔下都是一片血腥、一无是处。
索尔斯伯里写毛泽东，一直围绕着皇帝和龙来大作文章。然而写到邓小平的时候，他却颇非了一番琢磨。对于“邓氏革命”大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面貌一新的事实，他不由自主地表示称赞。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把《小皇帝》这章送给邓小平，把新的龙袍加在他的身上。我们的记者也许感到这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于是便辩解道：“直到他的晚年，邓小平从来没有穿过龙袍。即使邓氏革命炉火纯青，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内心里还只是一条小龙。”
“小龙”的证据是邓隐居胡同，生活简朴，没有三妻四妾，也不吃燕窝熊掌。然而，“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是显示他的皇权；邓小平搬出中南海也是显示他的皇权。”一旦认定了中国领袖都是皇帝，他们无论怎么作，都是在显示皇权。
在索尔斯伯里有笔下，中国的革命领袖不仅喜怒无常，而且迷信风水和天命，简直成了半人半妖的中世纪帝王。
五、六十年代中国媒体上出现的美国政治家的漫画形象。那时，象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等美国总统，都被画成“美帝野心狼”，连人都不能算了。冷战的语言也都是“非我族类”，敌人不是牛头马面，就是妖魔鬼怪。时过境迁，中国早已抛弃了对美国的冷战敌意，真诚地介绍和对待象尼克松、卡特以及里根、布什等美国领袖。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与中国正好相反，今天的美国媒体不仅在继续冷战的谩骂性、诬蔑性语言，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对中国领导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和谩骂。
如今，这种恶意的丑化还远没结束，《华尔街日报》曾发表文章《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妖魔》，批评美国内存在将中国妖魔化的倾向。文章称：“对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原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
……
文 / yaoyuande
原文链接：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4-7-27/422578.shtml
凝视中国（4）
二、文化迷恋：东方情调的永恒魅力
给我倒杯茶吧，请用精美的中国瓷杯
“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波德莱尔在诗中这样写道。
茶叶进入欧洲，被他们视作“神人的甘露”，而中国瓷器则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它们被欧洲的大户人家“堆放到橱柜上、壁炉上，直到天花板”。
中国园林被视为“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1781年英国卡塞尔地区的伯爵领主竟然要建一座完整的中国村庄。
西方人惊呼：“欧洲已经中国化了”。
当中国人谈起西方人时，我们常常更多地是谈论它的物质，而当西方人谈论中国人时，他们往往更多地是谈论中国的精神与文化。中国作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早已深入西方人的内心，以至于无论现实的中国如何变化，但在西方人的脑海里中国永远都是一些与东方文化有关的影像。对于终年与机器、高楼、汽车相伴的西方人来说，古朴、静谧、有着孔子的智慧与老庄的隐逸的中国文化总能对他们产生无穷的魅力，让他们向往与迷恋。这种对中国文化普遍的迷恋情绪最初体现在对“中国式风格”的热情上。
直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德·昂纳在其著作《中国式风格：震旦景象》一书中还有着这样的描述：
当我小的时候，我对中国是什么样的就已有了清楚的概念。我们每天用来进餐的带有白底蓝色柳树图案的瓷盘生动地呈现了中国的景色。……我对中国人的服装同样熟悉，因为我像其他儿童一样，偶而去参加化装晚会，穿得像中国清朝的官员——全套刺绣的丝绸服装，一双草编的便鞋，一条辫子人我脑后垂了下来，还有用胶粘在我上唇上的胡须。在我家和其他人家里见到的白底蓝花姜罐、色彩鲜艳的景泰蓝碟子以及漆木嵌板等都是我指点出这个遥远国度的产品，而到伦敦西郊国立植物园的游逛又使我见识到中国式建筑的风格。所有这些物件在我小小的脑海中归纳成一幅非常清楚的中国图景——一个有着鲜艳的花朵、离奇的鬼怪和不太结实的房子的五光十色的国家，在那里，欧洲大部分的社会准则都被颠倒过来。即使在数年之后，当我发觉以前看到的那些物品都是欧洲制造的时候，我原先的印象仍然留在我心灵的深处。
正如昂纳先生所言，早年的印象是不容易抹掉的。他的话也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具有“中国式风格”的东西是怎样地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而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茶叶和瓷器了。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论是原产地、最早发现茶的用途、饮茶、人工种植茶、制茶等都从中国始。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千年飘香，名扬海内外。
中国的丝绸之路是非常著名的，而“茶叶之路”同样是中国文化与文明输出、西方得以借此了解中国的又一重要途径。
在欧洲国家中，最先得到中国茶叶的是俄国人，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茶源源不断的输入，俄国的饮茶之风逐渐普及到各个阶层，茶叶开始成为俄国人的主要饮料，19世纪时出现了许多记载俄国茶俗、茶礼、茶会的文学作品。俄国的茶室内遍布都市、城镇及乡村，有的还不会昼夜，24小时营业，供应的茶要先将红茶冲泡开，不规则加入白糖、蜜饯、草莓或数片柠檬饮用。饮茶这风已成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习俗之一，许多家庭来客人后也敬茶待客。
中国的茶叶传入法国的时间也不晚，大约也在17世纪30—40年代。法国的一些文人，对于有“康乐饮料之王”的茶写过一些赞美诗，例如法国文学家彼德·安顿·马斯特，于1712年发表茶诗《茶颂》，对茶和酒的功过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诗中他以假设在奥林匹斯山众神集会时的辩论，热情颂赞饮茶，“葡萄酒交恶，饮茶是神人的甘露”，倡导人们戒酒，热衷于饮茶。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亦有咖啡瘾和茶瘾，并不时在家举行茶会，经常是高朋满座。
茶传入英国，首先在英国王室内盛行起来，后来逐渐风行至民间。英国诗人拜伦自然也是饮茶族中的一员。据《拜伦传》记载，即便是在前往希腊参加武装斗争的时候，他也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早上一起床，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喝一杯红茶，骑马出去办事。回来后，吃一些干酪和果品。晚上挑灯读书。”在其名作《唐璜》有亦有这样的诗句：“我竟然／感伤起来，这都怪中国的绿茶，／那泪之仙女！她比女巫卡珊德拉／还灵验得多，因为只要我喝它／三杯纯汁，我的心就易于兴叹，／于是就得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饮酒既已有害于人身，／而喝茶、喝咖啡又使人太认真。”
如今茶叶已成为英国人的头号“国饮”，每年进口茶叶18万吨，是世界上进口茶叶最多的国家，英国人每年平均约消费4公斤茶叶，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8杯半茶。中国茶传到了英国，300多年来，英国人的生活、文化、社会环境无不深受茶的影响。在英国，因茶而产生许多传统，在一般情况下，每天喝茶五六次，清晨在床上饮茶叫“Morning tea”，吃早点时饮茶叫“Breakfast tea”，还有午餐茶、下午茶等。
中国瓷器也如茶叶一样或比茶叶更为使西方人感到震惊。《东西方博览会展品目录》中评论说，“从16世纪起，欧洲瓷器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既在装饰图案又在物质方面为模仿中国瓷器而作出努力的历史”。当时的一首诗这样写道：“其美观诱惑和吸引我，/它出自新大陆，/大家不会看到更美的东西了。”
瓷器进入欧洲，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间最高雅的工艺品，它与原产地国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瓷器的英文名称就叫“china”或“china-ware”。从当时的一些记述中我们能看到，瓷器给欧洲的家庭内景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大户人家的室内摆满了瓷器，而高贵家族在宴席上，甚至还佩戴了标志在中国执行过任务的盾形纹章。英国小说家迪福在其作品中描述了当时对瓷器的狂热达到了这样一种势头，把瓷器“堆放到橱柜上、壁炉上，直到天花板……终于对这种开支产生怨言，损害了家庭和睦和家产。”
茶叶和瓷器，都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体现与象征，西方人常常将此二者联系在一起予以歌颂、吟咏。如普希金的《假如我没有记错》：“每当日暮临近，／仆人会端来茶炊，／那只中国茶壶内，／茶叶已放在里边。”波德莱尔的《给我倒杯茶》：“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这些诗歌无疑都表现出一种对东方文化的仰慕之情。
这一时期，西方人热衷于模仿的还有中国的园林建筑。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各国曾先后出现过“中国园林热”。甚至就在巴黎市中心就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式的园林，当时的一首诗对其进行了描述：“这该是多么神奇的地区啊！甚至不出巴黎城，/你们在王宫中就会看到中国的女子。/自北京来的一支管弦乐队，/以宏亮的声响演奏出了马尔丹的一首独奏曲。/但这在中国的浴室中却是另一种技艺。/你根据一座雅致的亭榭而绘出了这座建筑物。/在石堆中的泥浆岩石下，/有一个外表美观的纸板塔。/所以巴黎人在其住宅的附近，/就可以手持拐杖而欣赏广州。”
据说欧洲最早出现的中国式花园是钱伯斯于1761年为肯特公爵所建造的中国式园林丘园。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青年时代从商，航海去过世界各地，见多识广。他也曾去过中国，但任英王建筑师后再次去中国游览考察，回国后将中国所见所闻编为《东方的园艺》，文中盛赞中国园林艺术的成就。当时的一些评论家说：“钱伯斯建园，用曲线而不以直线，一湾流水，小丘耸然，灌木丛生，绿草满径，林树成行，盎然悦目。”除此以外，园中还有假山湖石、奇花异草、岩洞广场，以及中国时兴的佛塔。该塔共9层，每层有中国式檐角，角端饰以口含银铃之龙，涂以不同颜色，美仑美奂。丘园的佛塔帝还建有孔子庙，庙中有展示孔子生平事迹的文字和图片，以突出中国风味。通过钱伯斯文章的介绍，加上游客们参观以后的传扬，中国式花园遂成欧洲新式花园的蓝本。
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对法国和德国的影响也很大。18世纪70年代在法国的凡尔赛建成了阿农宫花园，设计者借鉴英国风致园和中国园林的设计特点，园内有岩洞、假山、拱桥等，曲溪和小径曲折多变，园内花木错落有致，湖边垂柳依依，置身其中可领略到浓郁的中国风情。这股群起仿效中国园林建筑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法国的任何园囿中，如果没有“中国亭榭”，就谈不上时髦。
1773年德国派遣风景园艺学家西克尔前往英国，向钱伯斯学习新的园艺建筑。同年有位名叫翁策尔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中国园林论》，认为“中国园林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位于卡塞尔附近威廉索痕的木兰村是当时德国规模最大的中国式花园之一。取名“木兰”，可能承自中国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木兰围场”。村落中有中国式农舍，中央是一座圆形小庙以及龙宫、宝塔、水阁等景点，一切情景均模仿中国，山麓旁的一条小溪取名“吴江”，溪上有木桥，桥下溪流湍急，还有身穿中国妇女服装的黑人挤奶工，1873年又增设了一座铜香坛及中文书刊目录等。
至18世纪50年代，“中国式风格”在欧洲的流行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它渗入到各种家庭的家具陈设上，甚至应用于从酒杯到书籍装帧的各种装饰品上。在公园里，草坪花圃都用交叉形状的中国篱笆围了起来，小溪流上架着精致的中国拱桥，在橡树和山榉树之间冒出了大批的中国情调的小庙。在喜庆集会经常可能看到人们穿着绣了花和龙的中国旗袍。人们对“中国式风格”是如此热爱以至于一些人走上极端。1781年英国卡塞尔地区的伯爵领主竟然要建一座完整的中国村庄。还有一些人以拥有一个真正的中国男孩为时髦：英国多塞特郡的公爵夫人就有一个，叫王玉通。公爵夫人给了他两项特别的待遇，一是接受良好的古典教育，二是请画家为他画肖像，其画像并得以保存至今。
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西多人对中国了解的加深，也因为这种流行风潮的过度行为，至18世纪后期，为股“中国潮”逐渐退去了，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中国式风格”仍时时在影响着西方的生活与艺术。
中国绘画是中国艺术中对西方产生影响相对较晚的一种。在20世纪以前，西方人大都认为中国画家不会“透视”，中国画没有立体感。对中国绘画的这种偏见最早要追溯到利玛窦，他在其札记中说：“他们不懂得油画艺术，也不懂在图画中要用透视法，结果他们画出来的只能像死的，而不像活的。”黑格尔也这么认为，他说：“他们还没有做到把美的画成美的，因为在他们的画中缺少透视和阴暗层次。”但是19世纪末，日本的传统绘画浮世绘被带到欧洲展览，轰动一时，从此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绘画艺术的看法。
中西方的绘画是两个绝然不同的体系，其所用材料不同，画面的表现上也不一样，西方一直走写实，而东方很早就已不走写实的路。后来西方由于接触到东方的绘画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绘画受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儒家强调中庸，所以中国画不偏不倚，既不完全地写实，但也不是抽得一点形都看不见。中国绘画在写意的阶段走了很长的时间，而西方在写实走了很长，在写意走了很短。
西方人在看到中国书法的抽象美之后，产生了抽象表现派。而抽象表现派的出现一下子就影响到全世界。印象派中有了许多东方的元素。他们开始使用纯黑线条，有意在画中留出白色的空间，这些都是以前的西洋画所不曾有的。纽约画派的大师波洛克在其作画的时候先把纸皱起来，然后再铺平了画，画的时候用中国的毛笔，中国的墨，中国的纸，以独特的线条和留白而著名。西方当代有个画派叫做“行动画派”，他们便自称是受了中国的影响。其中有位著名画家叫马丢斯，1970年他在德国东方美术馆办个展。画展结束时他还当众表演，他说这是受了东方的影响，受了中国书法理论的影响。他说中国的书法理论认为，书法的精华在于写的过程中，而写好之后的是糟粕，写的过程中，身体全神贯注，整个扑在画布上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所以他就拿了一大桶墨，拿了一根大笔，像中国的书法表演一样舞了起来。有些现代画家甚至以中国的汉字、拓片甚或印章入画，以此增强神秘感和审美效果。不仅绘画，现在欧美的一些服装、工艺装饰中也常常用运用汉字。当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书法绘画艺术已越来越感兴趣，据说留学中国的西方学生最爱选修一门艺术课就是书法课，而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有来自欧美的留学生上百人，并且年年增加。
我们看外国人，很少会去特别注意其中的某一个体，而总是把他们视作一个整体。金发碧眼、红皮肤、大鼻子、多毛、精力旺盛，这些便是普通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西方人看中国人亦如此，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留在西方人脑海里的中国就是一个有着长辫、丝绸服装、亭、台、塔、寺、孔孟与老庄的蓝色柳树的世界了。尽管后来的中国人与此已相去甚远，但他们内心深处的印象却难以改变。一些西方人来到中国后，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常常会令他们吃惊与失望。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初次来到中国，在其看到中国光秃秃的海岸时失望地说：“难道这就是‘花团锦簇’的国家，就是我在英国常常听说的山茶花之国、杜鹃花之国和玫瑰花之国吗？” 曾翻译出《诗经》与《论语》的英国著名汉学家韦利从未光临过亚洲。上世纪30年代时曾有人邀请韦利去中国游览，被他坚拒。后来他道出拒绝前往中国的原由，他说：“中国对我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唐代的长安，但我估计如今那里已有了一些改变。”西方人所热爱所迷恋的，并不是一个变化了的、现代化的中国，而是一个与其想象相符的充溢着古典文化的中国。
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深远奥妙汉学家高罗佩一生迷恋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琴棋书画无不擅长，更以一套仿中国明清公案小说的《狄公案》而名闻天下。
英国人克里斯痴迷老庄、陶渊明的修身哲学，竟模仿中国古代圣贤，隐居深山，过上了“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的生活。
美国人龙安志，对北京的四合院情有独衷。他已在北京连续收购了几座四合院。
克里斯说：“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几下子就可以解释清楚，但真正玩起来后才逐渐领略到其中深远的奥妙。”
当“中国潮”在西方退却之后，却出现了一批专门以研究中国为职业的专家，他们被称为汉学家。从19世纪到当代，我们可以写出一长串西方著名汉学家的名字：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戴仁，英国的马礼逊、魏礼、雷蒙·道森，德国的当代汉学家莫芝宜佳、顾彬，美国的明恩溥、费正清。这些人大都精通汉语，并且常常给自己起了儒雅的中文名字。
据说，俄罗斯的汉学家们的中文名最为讲究。译过《道德经》的汉学家陶奇夫本名叫叶甫盖尼·托尔奇诺夫。他把自己的姓氏压缩提炼，巧妙地改造成了汉语名字。他知道，“奇夫”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气质不凡的男子”。 彼得堡东方所还有一位老太太，叫伊佐丽达·艾米里耶芙娜·齐别洛维奇。齐别洛维奇是她丈夫的姓。他的丈夫是有名的翻译家，翻译过《今古奇观》和《三言二拍》当中的一些小说。这位老太太的汉语名字叫齐一得。齐，取自俄文姓氏的第一个音节，名字“一得”则是依据“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而得来。翻译过《西厢记》、《元杂剧》和《红楼梦》诗词的著名汉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敏什科夫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孟列夫，他说：“孔子和孟子是圣人，在中国孔、孟这两个姓最受人敬重，所以我愿意姓孟。”而“列夫”在俄语中是狮子的意思，二者组合在一起，别有一番韵味。
许多汉学家对中国某些方面的研究甚至超过了国内的学者。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敦煌学”，西方人的研究就十分深入，所以一直有“敦煌学在海外”的说法。大多数汉学爱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迷恋，有些人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博学简直让人惊叹，完全可以鸿儒相称了。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Hansvan·Gulik，1910—1982年）就是这样一个人。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兴趣，高中时，他学会了汉语。读大学后又主攻中文，学士论、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二战期间曾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秘书。高罗佩对中国的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二十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他的“高体”字独有一格；他曾师从叶诗梦学古琴，并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有英文专著《琴道》；曾学围棋，据说已能达到相当段位；曾学中国画，并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上款；学会治印，历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谱，齐白石题名。高罗佩在重庆时，读到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他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写了本《铜钟案》。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又续写四本，《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共写了十三本狄公小说，这就是后来为世人所喜爱的《狄公案》了。
这些小说中的狄公，是中国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和西方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的奇妙结合：他幽默开朗，时有俊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是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其中不少司法问题，都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铜钟案》中的和尚不规，勾结京官干预朝政，正是中国唐朝政治的特色。高罗佩译注过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阴比事》，他还从大量中国文献中汲取材料，例如《迷宫案》中就用了严世蕃用笔杀人故事和《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狄公小说中的插图，也是高罗佩自己画的，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风格，笔调稚拙，别有风味，与小说行文的轻快爽利互为映衬。在中文版的《狄仁杰奇案》前还有楔子一首：
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偏；
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
这对仗工整的古体诗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了，可见其用功之深。
狄公小说在西方非常流行，狄公小说译成十多种文字，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
不仅仅是汉学家，普通的西方人中也有许多迷恋于中国文化的。《换一双眼睛看自己——老外侃中国》一书中记述了英国人克里斯的故事。高中时，他见到一本庞德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大学时他选择了中文专业，对中国文化越来越着迷。大学毕业后由于痴迷老庄、陶渊明的修身哲学，他竟决意模仿中国古代圣贤的生活方式，隐居到苏格兰深山乡野里，自己辟了一块荒地躬耕自食。他一如二千多年前的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他一边务农、一边研读中国古代哲学、元曲及明清小说，并为报刊撰稿赚取生活费。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英文风格，让报社深感惊讶和新鲜，称其为“如天使般的行文”。他说：“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几下子就可以解释清楚，但真正玩起来后才逐渐领略到其中深远的奥妙。”
现在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旅游，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走街串巷，住四合院，他们试图在那里找寻梦想中的古色古香的中国。的确，对于许多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往往并不去珍视，倒是一些西方人对其更加留恋。就拿非常具有中国建筑特色和文化韵味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来说，它们实在是古老中国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理应受到保护，却仍不可避免地被大面积拆毁了。大多数北京人都为取而代之的高楼大厦而惊喜，许多西方人却痛惜不已。
有一个中文名叫龙安志的美国人，对北京的四合院情有独衷。1990年以来，他已连续收购了几座四合院。每买一座，都自己装修，一点儿一点儿恢复原有的样子。他认为四合院很能代表中国的文化。走到一个胡同里，从外边看到的是非常严肃的灰墙，但一旦你进了这个门儿，你就成了自家人，大家一起享爱这个空间，什么话都可以说，亲密无间。住四合院，能让人感觉到精致、文雅与安静。他说，现在的北京“毁了那么多四合院，建了那么多高楼，我不明白，这能代表中国文化？用水泥、钢铁做玻璃楼，中国永远也超不过洛杉矶和芝加哥，即使你能超过也要考虑要不要超过。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建大楼？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如果北京把四合院、胡同都灭了，净是高楼大厦的话，那北京跟任何城市都一样，跟你去纽约、东京一个样。” 巴黎、伦敦这些名城，都拼命在保留自己的文化。法国人看到他们的老建筑感到很骄傲，意大利人看到他们的老建筑感到很骄傲，可是为什么在北京，这也要拆，那也要拆，哪里都要拆？所以他不客气地说：“北京现在这么大量的拆四合院儿，是在文化上给自己切腕儿！”
“有一点儿过分，有一点像疯子。”这些话显然是有道理的。现在不仅有许多外国人光顾龙安志在北京的四合院，一些年轻的中国人，也时常来到他这里，说想看看四合院儿什么样儿。他们在北京长大，却没见过标准的四合院儿。
在当今世纪，任何先进的技术，无论多高的高楼都不足为奇，惟有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是别人创造不了的。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迷恋自有片面的一面，但身为中国人，面对西方人的这种热忱，面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日益丧失，我们也的确应该反思反思了。
文 / yaoyuande
给我倒杯茶吧，请用精美的中国瓷杯
“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波德莱尔在诗中这样写道。
茶叶进入欧洲，被他们视作“神人的甘露”，而中国瓷器则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它们被欧洲的大户人家“堆放到橱柜上、壁炉上，直到天花板”。
中国园林被视为“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1781年英国卡塞尔地区的伯爵领主竟然要建一座完整的中国村庄。
西方人惊呼：“欧洲已经中国化了”。
当中国人谈起西方人时，我们常常更多地是谈论它的物质，而当西方人谈论中国人时，他们往往更多地是谈论中国的精神与文化。中国作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早已深入西方人的内心，以至于无论现实的中国如何变化，但在西方人的脑海里中国永远都是一些与东方文化有关的影像。对于终年与机器、高楼、汽车相伴的西方人来说，古朴、静谧、有着孔子的智慧与老庄的隐逸的中国文化总能对他们产生无穷的魅力，让他们向往与迷恋。这种对中国文化普遍的迷恋情绪最初体现在对“中国式风格”的热情上。
直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德·昂纳在其著作《中国式风格：震旦景象》一书中还有着这样的描述：
当我小的时候，我对中国是什么样的就已有了清楚的概念。我们每天用来进餐的带有白底蓝色柳树图案的瓷盘生动地呈现了中国的景色。……我对中国人的服装同样熟悉，因为我像其他儿童一样，偶而去参加化装晚会，穿得像中国清朝的官员——全套刺绣的丝绸服装，一双草编的便鞋，一条辫子人我脑后垂了下来，还有用胶粘在我上唇上的胡须。在我家和其他人家里见到的白底蓝花姜罐、色彩鲜艳的景泰蓝碟子以及漆木嵌板等都是我指点出这个遥远国度的产品，而到伦敦西郊国立植物园的游逛又使我见识到中国式建筑的风格。所有这些物件在我小小的脑海中归纳成一幅非常清楚的中国图景——一个有着鲜艳的花朵、离奇的鬼怪和不太结实的房子的五光十色的国家，在那里，欧洲大部分的社会准则都被颠倒过来。即使在数年之后，当我发觉以前看到的那些物品都是欧洲制造的时候，我原先的印象仍然留在我心灵的深处。
正如昂纳先生所言，早年的印象是不容易抹掉的。他的话也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具有“中国式风格”的东西是怎样地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而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茶叶和瓷器了。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论是原产地、最早发现茶的用途、饮茶、人工种植茶、制茶等都从中国始。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千年飘香，名扬海内外。
中国的丝绸之路是非常著名的，而“茶叶之路”同样是中国文化与文明输出、西方得以借此了解中国的又一重要途径。
在欧洲国家中，最先得到中国茶叶的是俄国人，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茶源源不断的输入，俄国的饮茶之风逐渐普及到各个阶层，茶叶开始成为俄国人的主要饮料，19世纪时出现了许多记载俄国茶俗、茶礼、茶会的文学作品。俄国的茶室内遍布都市、城镇及乡村，有的还不会昼夜，24小时营业，供应的茶要先将红茶冲泡开，不规则加入白糖、蜜饯、草莓或数片柠檬饮用。饮茶这风已成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习俗之一，许多家庭来客人后也敬茶待客。
中国的茶叶传入法国的时间也不晚，大约也在17世纪30—40年代。法国的一些文人，对于有“康乐饮料之王”的茶写过一些赞美诗，例如法国文学家彼德·安顿·马斯特，于1712年发表茶诗《茶颂》，对茶和酒的功过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诗中他以假设在奥林匹斯山众神集会时的辩论，热情颂赞饮茶，“葡萄酒交恶，饮茶是神人的甘露”，倡导人们戒酒，热衷于饮茶。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亦有咖啡瘾和茶瘾，并不时在家举行茶会，经常是高朋满座。
茶传入英国，首先在英国王室内盛行起来，后来逐渐风行至民间。英国诗人拜伦自然也是饮茶族中的一员。据《拜伦传》记载，即便是在前往希腊参加武装斗争的时候，他也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早上一起床，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喝一杯红茶，骑马出去办事。回来后，吃一些干酪和果品。晚上挑灯读书。”在其名作《唐璜》有亦有这样的诗句：“我竟然／感伤起来，这都怪中国的绿茶，／那泪之仙女！她比女巫卡珊德拉／还灵验得多，因为只要我喝它／三杯纯汁，我的心就易于兴叹，／于是就得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饮酒既已有害于人身，／而喝茶、喝咖啡又使人太认真。”
如今茶叶已成为英国人的头号“国饮”，每年进口茶叶18万吨，是世界上进口茶叶最多的国家，英国人每年平均约消费4公斤茶叶，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8杯半茶。中国茶传到了英国，300多年来，英国人的生活、文化、社会环境无不深受茶的影响。在英国，因茶而产生许多传统，在一般情况下，每天喝茶五六次，清晨在床上饮茶叫“Morning tea”，吃早点时饮茶叫“Breakfast tea”，还有午餐茶、下午茶等。
中国瓷器也如茶叶一样或比茶叶更为使西方人感到震惊。《东西方博览会展品目录》中评论说，“从16世纪起，欧洲瓷器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既在装饰图案又在物质方面为模仿中国瓷器而作出努力的历史”。当时的一首诗这样写道：“其美观诱惑和吸引我，/它出自新大陆，/大家不会看到更美的东西了。”
瓷器进入欧洲，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间最高雅的工艺品，它与原产地国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瓷器的英文名称就叫“china”或“china-ware”。从当时的一些记述中我们能看到，瓷器给欧洲的家庭内景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大户人家的室内摆满了瓷器，而高贵家族在宴席上，甚至还佩戴了标志在中国执行过任务的盾形纹章。英国小说家迪福在其作品中描述了当时对瓷器的狂热达到了这样一种势头，把瓷器“堆放到橱柜上、壁炉上，直到天花板……终于对这种开支产生怨言，损害了家庭和睦和家产。”
茶叶和瓷器，都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体现与象征，西方人常常将此二者联系在一起予以歌颂、吟咏。如普希金的《假如我没有记错》：“每当日暮临近，／仆人会端来茶炊，／那只中国茶壶内，／茶叶已放在里边。”波德莱尔的《给我倒杯茶》：“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这些诗歌无疑都表现出一种对东方文化的仰慕之情。
这一时期，西方人热衷于模仿的还有中国的园林建筑。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各国曾先后出现过“中国园林热”。甚至就在巴黎市中心就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式的园林，当时的一首诗对其进行了描述：“这该是多么神奇的地区啊！甚至不出巴黎城，/你们在王宫中就会看到中国的女子。/自北京来的一支管弦乐队，/以宏亮的声响演奏出了马尔丹的一首独奏曲。/但这在中国的浴室中却是另一种技艺。/你根据一座雅致的亭榭而绘出了这座建筑物。/在石堆中的泥浆岩石下，/有一个外表美观的纸板塔。/所以巴黎人在其住宅的附近，/就可以手持拐杖而欣赏广州。”
据说欧洲最早出现的中国式花园是钱伯斯于1761年为肯特公爵所建造的中国式园林丘园。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青年时代从商，航海去过世界各地，见多识广。他也曾去过中国，但任英王建筑师后再次去中国游览考察，回国后将中国所见所闻编为《东方的园艺》，文中盛赞中国园林艺术的成就。当时的一些评论家说：“钱伯斯建园，用曲线而不以直线，一湾流水，小丘耸然，灌木丛生，绿草满径，林树成行，盎然悦目。”除此以外，园中还有假山湖石、奇花异草、岩洞广场，以及中国时兴的佛塔。该塔共9层，每层有中国式檐角，角端饰以口含银铃之龙，涂以不同颜色，美仑美奂。丘园的佛塔帝还建有孔子庙，庙中有展示孔子生平事迹的文字和图片，以突出中国风味。通过钱伯斯文章的介绍，加上游客们参观以后的传扬，中国式花园遂成欧洲新式花园的蓝本。
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对法国和德国的影响也很大。18世纪70年代在法国的凡尔赛建成了阿农宫花园，设计者借鉴英国风致园和中国园林的设计特点，园内有岩洞、假山、拱桥等，曲溪和小径曲折多变，园内花木错落有致，湖边垂柳依依，置身其中可领略到浓郁的中国风情。这股群起仿效中国园林建筑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法国的任何园囿中，如果没有“中国亭榭”，就谈不上时髦。
1773年德国派遣风景园艺学家西克尔前往英国，向钱伯斯学习新的园艺建筑。同年有位名叫翁策尔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中国园林论》，认为“中国园林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位于卡塞尔附近威廉索痕的木兰村是当时德国规模最大的中国式花园之一。取名“木兰”，可能承自中国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木兰围场”。村落中有中国式农舍，中央是一座圆形小庙以及龙宫、宝塔、水阁等景点，一切情景均模仿中国，山麓旁的一条小溪取名“吴江”，溪上有木桥，桥下溪流湍急，还有身穿中国妇女服装的黑人挤奶工，1873年又增设了一座铜香坛及中文书刊目录等。
至18世纪50年代，“中国式风格”在欧洲的流行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它渗入到各种家庭的家具陈设上，甚至应用于从酒杯到书籍装帧的各种装饰品上。在公园里，草坪花圃都用交叉形状的中国篱笆围了起来，小溪流上架着精致的中国拱桥，在橡树和山榉树之间冒出了大批的中国情调的小庙。在喜庆集会经常可能看到人们穿着绣了花和龙的中国旗袍。人们对“中国式风格”是如此热爱以至于一些人走上极端。1781年英国卡塞尔地区的伯爵领主竟然要建一座完整的中国村庄。还有一些人以拥有一个真正的中国男孩为时髦：英国多塞特郡的公爵夫人就有一个，叫王玉通。公爵夫人给了他两项特别的待遇，一是接受良好的古典教育，二是请画家为他画肖像，其画像并得以保存至今。
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西多人对中国了解的加深，也因为这种流行风潮的过度行为，至18世纪后期，为股“中国潮”逐渐退去了，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中国式风格”仍时时在影响着西方的生活与艺术。
中国绘画是中国艺术中对西方产生影响相对较晚的一种。在20世纪以前，西方人大都认为中国画家不会“透视”，中国画没有立体感。对中国绘画的这种偏见最早要追溯到利玛窦，他在其札记中说：“他们不懂得油画艺术，也不懂在图画中要用透视法，结果他们画出来的只能像死的，而不像活的。”黑格尔也这么认为，他说：“他们还没有做到把美的画成美的，因为在他们的画中缺少透视和阴暗层次。”但是19世纪末，日本的传统绘画浮世绘被带到欧洲展览，轰动一时，从此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绘画艺术的看法。
中西方的绘画是两个绝然不同的体系，其所用材料不同，画面的表现上也不一样，西方一直走写实，而东方很早就已不走写实的路。后来西方由于接触到东方的绘画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绘画受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儒家强调中庸，所以中国画不偏不倚，既不完全地写实，但也不是抽得一点形都看不见。中国绘画在写意的阶段走了很长的时间，而西方在写实走了很长，在写意走了很短。
西方人在看到中国书法的抽象美之后，产生了抽象表现派。而抽象表现派的出现一下子就影响到全世界。印象派中有了许多东方的元素。他们开始使用纯黑线条，有意在画中留出白色的空间，这些都是以前的西洋画所不曾有的。纽约画派的大师波洛克在其作画的时候先把纸皱起来，然后再铺平了画，画的时候用中国的毛笔，中国的墨，中国的纸，以独特的线条和留白而著名。西方当代有个画派叫做“行动画派”，他们便自称是受了中国的影响。其中有位著名画家叫马丢斯，1970年他在德国东方美术馆办个展。画展结束时他还当众表演，他说这是受了东方的影响，受了中国书法理论的影响。他说中国的书法理论认为，书法的精华在于写的过程中，而写好之后的是糟粕，写的过程中，身体全神贯注，整个扑在画布上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所以他就拿了一大桶墨，拿了一根大笔，像中国的书法表演一样舞了起来。有些现代画家甚至以中国的汉字、拓片甚或印章入画，以此增强神秘感和审美效果。不仅绘画，现在欧美的一些服装、工艺装饰中也常常用运用汉字。当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书法绘画艺术已越来越感兴趣，据说留学中国的西方学生最爱选修一门艺术课就是书法课，而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有来自欧美的留学生上百人，并且年年增加。
我们看外国人，很少会去特别注意其中的某一个体，而总是把他们视作一个整体。金发碧眼、红皮肤、大鼻子、多毛、精力旺盛，这些便是普通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西方人看中国人亦如此，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留在西方人脑海里的中国就是一个有着长辫、丝绸服装、亭、台、塔、寺、孔孟与老庄的蓝色柳树的世界了。尽管后来的中国人与此已相去甚远，但他们内心深处的印象却难以改变。一些西方人来到中国后，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常常会令他们吃惊与失望。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初次来到中国，在其看到中国光秃秃的海岸时失望地说：“难道这就是‘花团锦簇’的国家，就是我在英国常常听说的山茶花之国、杜鹃花之国和玫瑰花之国吗？” 曾翻译出《诗经》与《论语》的英国著名汉学家韦利从未光临过亚洲。上世纪30年代时曾有人邀请韦利去中国游览，被他坚拒。后来他道出拒绝前往中国的原由，他说：“中国对我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唐代的长安，但我估计如今那里已有了一些改变。”西方人所热爱所迷恋的，并不是一个变化了的、现代化的中国，而是一个与其想象相符的充溢着古典文化的中国。
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深远奥妙汉学家高罗佩一生迷恋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琴棋书画无不擅长，更以一套仿中国明清公案小说的《狄公案》而名闻天下。
英国人克里斯痴迷老庄、陶渊明的修身哲学，竟模仿中国古代圣贤，隐居深山，过上了“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的生活。
美国人龙安志，对北京的四合院情有独衷。他已在北京连续收购了几座四合院。
克里斯说：“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几下子就可以解释清楚，但真正玩起来后才逐渐领略到其中深远的奥妙。”
当“中国潮”在西方退却之后，却出现了一批专门以研究中国为职业的专家，他们被称为汉学家。从19世纪到当代，我们可以写出一长串西方著名汉学家的名字：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戴仁，英国的马礼逊、魏礼、雷蒙·道森，德国的当代汉学家莫芝宜佳、顾彬，美国的明恩溥、费正清。这些人大都精通汉语，并且常常给自己起了儒雅的中文名字。
据说，俄罗斯的汉学家们的中文名最为讲究。译过《道德经》的汉学家陶奇夫本名叫叶甫盖尼·托尔奇诺夫。他把自己的姓氏压缩提炼，巧妙地改造成了汉语名字。他知道，“奇夫”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气质不凡的男子”。 彼得堡东方所还有一位老太太，叫伊佐丽达·艾米里耶芙娜·齐别洛维奇。齐别洛维奇是她丈夫的姓。他的丈夫是有名的翻译家，翻译过《今古奇观》和《三言二拍》当中的一些小说。这位老太太的汉语名字叫齐一得。齐，取自俄文姓氏的第一个音节，名字“一得”则是依据“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而得来。翻译过《西厢记》、《元杂剧》和《红楼梦》诗词的著名汉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敏什科夫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孟列夫，他说：“孔子和孟子是圣人，在中国孔、孟这两个姓最受人敬重，所以我愿意姓孟。”而“列夫”在俄语中是狮子的意思，二者组合在一起，别有一番韵味。
许多汉学家对中国某些方面的研究甚至超过了国内的学者。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敦煌学”，西方人的研究就十分深入，所以一直有“敦煌学在海外”的说法。大多数汉学爱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迷恋，有些人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博学简直让人惊叹，完全可以鸿儒相称了。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Hansvan·Gulik，1910—1982年）就是这样一个人。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兴趣，高中时，他学会了汉语。读大学后又主攻中文，学士论、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二战期间曾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秘书。高罗佩对中国的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二十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他的“高体”字独有一格；他曾师从叶诗梦学古琴，并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有英文专著《琴道》；曾学围棋，据说已能达到相当段位；曾学中国画，并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上款；学会治印，历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谱，齐白石题名。高罗佩在重庆时，读到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他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写了本《铜钟案》。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又续写四本，《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共写了十三本狄公小说，这就是后来为世人所喜爱的《狄公案》了。
这些小说中的狄公，是中国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和西方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的奇妙结合：他幽默开朗，时有俊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是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其中不少司法问题，都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铜钟案》中的和尚不规，勾结京官干预朝政，正是中国唐朝政治的特色。高罗佩译注过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阴比事》，他还从大量中国文献中汲取材料，例如《迷宫案》中就用了严世蕃用笔杀人故事和《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狄公小说中的插图，也是高罗佩自己画的，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风格，笔调稚拙，别有风味，与小说行文的轻快爽利互为映衬。在中文版的《狄仁杰奇案》前还有楔子一首：
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偏；
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
这对仗工整的古体诗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了，可见其用功之深。
狄公小说在西方非常流行，狄公小说译成十多种文字，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
不仅仅是汉学家，普通的西方人中也有许多迷恋于中国文化的。《换一双眼睛看自己——老外侃中国》一书中记述了英国人克里斯的故事。高中时，他见到一本庞德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大学时他选择了中文专业，对中国文化越来越着迷。大学毕业后由于痴迷老庄、陶渊明的修身哲学，他竟决意模仿中国古代圣贤的生活方式，隐居到苏格兰深山乡野里，自己辟了一块荒地躬耕自食。他一如二千多年前的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他一边务农、一边研读中国古代哲学、元曲及明清小说，并为报刊撰稿赚取生活费。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英文风格，让报社深感惊讶和新鲜，称其为“如天使般的行文”。他说：“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几下子就可以解释清楚，但真正玩起来后才逐渐领略到其中深远的奥妙。”
现在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旅游，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走街串巷，住四合院，他们试图在那里找寻梦想中的古色古香的中国。的确，对于许多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往往并不去珍视，倒是一些西方人对其更加留恋。就拿非常具有中国建筑特色和文化韵味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来说，它们实在是古老中国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理应受到保护，却仍不可避免地被大面积拆毁了。大多数北京人都为取而代之的高楼大厦而惊喜，许多西方人却痛惜不已。
有一个中文名叫龙安志的美国人，对北京的四合院情有独衷。1990年以来，他已连续收购了几座四合院。每买一座，都自己装修，一点儿一点儿恢复原有的样子。他认为四合院很能代表中国的文化。走到一个胡同里，从外边看到的是非常严肃的灰墙，但一旦你进了这个门儿，你就成了自家人，大家一起享爱这个空间，什么话都可以说，亲密无间。住四合院，能让人感觉到精致、文雅与安静。他说，现在的北京“毁了那么多四合院，建了那么多高楼，我不明白，这能代表中国文化？用水泥、钢铁做玻璃楼，中国永远也超不过洛杉矶和芝加哥，即使你能超过也要考虑要不要超过。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建大楼？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如果北京把四合院、胡同都灭了，净是高楼大厦的话，那北京跟任何城市都一样，跟你去纽约、东京一个样。” 巴黎、伦敦这些名城，都拼命在保留自己的文化。法国人看到他们的老建筑感到很骄傲，意大利人看到他们的老建筑感到很骄傲，可是为什么在北京，这也要拆，那也要拆，哪里都要拆？所以他不客气地说：“北京现在这么大量的拆四合院儿，是在文化上给自己切腕儿！”
“有一点儿过分，有一点像疯子。”这些话显然是有道理的。现在不仅有许多外国人光顾龙安志在北京的四合院，一些年轻的中国人，也时常来到他这里，说想看看四合院儿什么样儿。他们在北京长大，却没见过标准的四合院儿。
在当今世纪，任何先进的技术，无论多高的高楼都不足为奇，惟有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是别人创造不了的。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迷恋自有片面的一面，但身为中国人，面对西方人的这种热忱，面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日益丧失，我们也的确应该反思反思了。
文 / yaoyuande
凝视中国（3）
第一章 天使还是魔鬼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小时候，我们常常会指着电影里的某一人物迫不急待地问父母。
世上的人千差万别，但我们却总爱简单地以好坏类之。
中国人有13亿之众，其品性岂可一概而论，但在西方人眼里，我们要么是天使，要么就是魔鬼。
一、崇拜与期望：中国——永远的精神家园
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
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所以应尊称中国为“先生”。
波维尔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我们只知道有许多中国人“崇洋媚外”，殊不知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东方文明充满着崇拜。
对于西方人来说，发现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对中国人的特异精神的发现与想象甚至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启蒙的一个诱因与一面旗帜。正如伏尔泰所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国的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对来自中国的思想充满着崇拜之情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处以西方为师，西方成为中国的“先生”，只是这位“先生”并不尊重中国这个“学生”而已，所以鲁迅先生写文章说，“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而在两个世纪之前，情况却正好相反。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对正处于启蒙时代的欧洲来说，应尊称中国为“先生”。他还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并通过赞扬孔子来抨击法国专制主义和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成为欧洲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伏尔泰对中国的偏爱，还反映在他改编的《中国孤儿》一剧中。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剧情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晋灵公时文臣赵盾和武将屠岸贾不睦，屠欲杀赵，后用计在灵公前诬告赵氏不忠，将赵家斩尽杀绝。忠于赵家的老医生程婴陷匿并抚养了赵家惟一幸存的后代，20年后报了冤仇。原剧有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除奸、报仇等段落，伏尔泰摘选了搜孤、救孤的情节，希望体现一种道德影响，于是，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后移至元代，并把诸侯国内部“文武不和”改为两个民族间的矛盾。改编的剧本描写了成吉思汗入主中国后，搜求前朝遗孤，抓了遗臣盛缔。盛缔同程婴一样献出自己的儿子，救出了前朝遗孤。盛妻奚氏与成吉思汗曾有旧情，于是成吉思汗提出条件，若奚氏肯异地改嫁，则他可以免于追究。但奚氏爱子爱夫，宁死不从，在场的成吉思汗深受感动，宽恕了所有的人。伏尔泰深信，该剧是第一流作品，有助于了解中国人心理，而把中国人民的道德显示在法国人面前，胜过所有关于中国的论述。他说有关孔子的道德学说已包括在这五幕剧中，所以《中国孤儿》又名《儒家道德的五幕剧》，体现了伏尔泰“文明战胜野蛮”的主旨。
狄德罗赞美中国儒学说：“只须以理想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哈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学者甚至认为，法国的得救与否，全赖于是否能够充分吸收中国高尚的精神。对此波维尔在他的《哲学家游记》一书中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崇拜中国儒家思想的还有德国近代思想巨人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许多知识领域都有建树。他极为推崇中国儒家思想。在其给法国宫廷顾问德雷蒙的长信中盛赞中国哲学，他写道：“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前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之前。”他认为中国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
莱布尼茨的学术思想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髓，这在他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表现得最显著。1697年莱布尼茨开始同在北京的传教士白晋神父通信，共同探讨《易经》长达6年之久。他通过白晋神父了解《易经》，并对《易经》中类似二进帛的算法极感兴趣，他用对卦的数学配列顺序深入研究，终于发现了《易进》的二进制原理，最后的研究成果就是莱布尼兹于1703年写的《论二进位制算法》。
莱布尼茨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欧洲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呼吁欧洲社会重视东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不要以为欧洲是最理想的美好社会。他认为，在东方幅员辽阔的大地上，还有一个有着更完善的人伦道德的民族存在，这就是中国。他鞭挞了西方社会只重物质经济技术，而道德精神却日益堕落的社会风气，认为治疗西方社会这种弊病的良药是大力倡导中国重人伦道德、修身和睦的文化。他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因为我相信如果任用哲人担任裁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奖予中国人。”
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为了追求理性和现实生活的结合而大力赞扬中国，中国的思想文化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启蒙运动中的各家各派都能从有关中国的信息中找到自己的所需并将其视为榜样。其中包括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1767年，他所著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充分反映了这一学派对中国制度的钦佩。在魁奈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在悼词中将他称为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他为实现孔子教导和道德规范，以节制私欲、爱邻如己、敬天爱人等作为行动准则，由此他也被重农学派门徒冠以“欧洲孔夫子”的尊称。
以重农学派创始人而流芳百世的魁奈在政治上是一个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他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曾说：“自然秩序为人类所有立法、所有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中国正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才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并拥有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政府。这个范例证明了魁奈的经济理论，即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组成稳固持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能力进行稳固的全面管理，确切地服从于自然规律的不变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农业本身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土地成为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财富的重要来源。在魁奈的建议和指导下，1756年，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春耕仪式，以鼓励法国农业的发展，并公开表示同意重农学派的意见。
随着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和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的开始，中国人的形象逐渐变得黯淡了。当中国国门被西方炮舰打开以，显现在西方人面前的并不是一幅美好的图画，原来那里也充斥着腐败与落后、愚昧与黑暗，而在殖民主义者的描述下她越发显得丑陋不堪。但许多西方人尤其是学者们却似乎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中国人的美好精神已成了他们心中的一个梦，一个舍不去的美丽的梦幻。歌德描绘了一个阳光明媚的、童话般的中国：“……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在拜伦笔下，中国也成为一个美丽的幻影。他的长诗《唐璜》中有这样的诗句：大洋两岸都是他的；从锡兰，／印度或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在这里，中国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关于虚无缥缈的远方的象征。
对于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一切形象，他们宁愿将其虚化为一个理想之物而不去理会她的现实与真实。处于社会思想解放的时代，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先进文化”作为榜样，需要有一个相异于自身的文化作参照系，也需要有一些外界文化的冲突与刺激，以此作为传统思想堡垒的突破口。一个没有基督的，有着孔夫子与康熙的中国文化的到来，正逢其时。有人评论说，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之于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其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听上去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
一战让罗素“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于是他决定“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能让地球“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只能“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
红色中国让西方左倾知识分子感到兴奋，他们说：“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一位德国学者说：“中国的发展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希望。”
19世纪中期以后，对中国的崇拜热潮消沉下去，但中国却永远地作为西方人精神上的“他者”而存在下来。地域上，他是与西方相对的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文化上，他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乡土精神；现实中，他们总是走着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他们通过这个“他者”来反观自己，认识自己，寻求自己的所需。当他们陷入狂热时，他们在他身上找寻平和；当他们趋于保守时，他们在他身上找寻激进；当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时，他们总能在中国找到新的希望。
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西方造成了普遍的信仰危机，西方人对在此之前一直充满着自信的西方工业文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投向远方的中国，试图在那里发现精神的曙光。
大战的浩劫给英国学者罗素“带给我可怕的心灵痛苦”，对西方工业感到失望，“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1920 罗素访问中国，试图“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黑暗的年代，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官员腐败，积贫积弱，劳动人民生活在在水深火热之中。罗素对于中国的黑暗现实并没有视而不见，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对这些现象一一予以揭露和分析。即便如此，他仍然对中国人赞叹有加，中西对比这下，他发现中国人所拥有的正是西方人所缺失的，这就是东方哲学，这或许正可作为医治西方病症的一剂良药。
在罗素看来，与西方工业环境的重压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有着更多的乐趣。他说：“人生的乐趣，是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受生活环境重压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但在中国，生活的乐趣无所不在。”“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去到比英国人更快乐。”
与西方人的人生观推崇竞争、开发、永不不满足与破坏相比，中国文化中蕴含着更多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因素。罗素警告说，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中国正是这样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中国的儒家学说教人自制、中庸与谦恭。中国人凡事都心平气和，对自己有所约束，不走极端。所以“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刀兵之灾没有我们厉害”。
甚至中国的孝道比起西方人的爱国，也要更有益于和平。罗素认为中国的孝道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但是“孝道再怎么过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人的爱国”。他说，爱国主义是对作战的某一方尽忠，孝道则不然。因此，爱国主义容易导致军国主义。“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家族感情比国家观念的危害要来的小。”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而“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则毫无用处。”“科学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对它说：‘尽管你会杀死我，便我仍然信任你。’于是，它便杀死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缺点。”
罗素尤其推崇中国的道家文化。中国道家倡导自然无为，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而对于“占有”、“自恃”、“支配”，白人国家和个人却“趋之若鹜”，至尼采更把这一切归结为哲学。罗素提到《庄子·马蹄》中的寓言。马有其真性，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于是烧之剔之，连之编之，饥之渴之。结果马死之过半。罗素认为西方人所走的正是伯乐治马的道路，其结果只能导致破坏。
罗素在中国各地的演讲和其著作中都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期望。他本打算到中国教学，但最后还是离开了中国，他说：“日之久了之后发现我可以教他们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们可以教我的却越来越多。”他呼吁中国要团结御侮，发展经济，重视教育，但不要一味“全盘西化”，要珍视自己的传统美德。他说：“我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宽窄的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
二战以后，著有《历史研究》与《人类与大地母亲》等历史、文化巨著的汤因比在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与反思中也对中国文化予以极高的期望。他在《历史研究》中对西方工业文明在地球上的盲目扩张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重物质轻精神，对自然界大肆掠夺造成严重的破坏，技术的高度发展使西方世界制造出威力巨大的原子武器与细菌武器，这使得人类随时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汤因比认为克服全球性危机的惟一途径是实现世界的永恒统一与和平，即应建立起一个符合宪法的合作的 “世界国家”。而“世界国家”的建立仅仅有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转变是不够的，价值观与人类精神的根本转变才是更为根本的方面。他认为政治与文化统一的模式中中华帝国的模式最值得效法，中华帝国自汉以后，既有统一的儒教意识形态，又有广泛的宗教宽容性，使得它在保持广大领土的有效统治的同时，又能吸收融合外来文明的因子促使自身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不但有效地保持了几千年的政治与文化的统一，而且中华文明具有“天下一家”的“全球”的观点，因为在近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间，中国人有一种生活在统一的世界国家中的意识。他认为这种意识非常重要，因为“要避免生物圈的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枯竭等危险，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规模来克服它。今后的人类如果要免遭灭顶之灾，就要像中国人曾在他们的地域上建立‘世界国家’那样，建立全球性的‘世界国家’。”
无论是罗素还是汤因比，他们所看重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至“红色中国”的出现，中国形象又焕发出新的意义。对那些思想左倾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让他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与未来，他们再次对她充满了期盼。
斯诺的《西行漫记》开启了红色中国的理想化形象。在20世纪西方的左翼文化思潮中，中国形象扮演着重要角色。49年之前西方记者笔下的共产党统治的“边区”，“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几乎是“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那是 “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50年代，革命的中国形象影响了法国的一代青年，如同启蒙运动时代的复活，中国再次成为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
20世纪60年代前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这个信念来到中国。他们在红色政权的盛情款待下，走同一条路线看同一些地方，从广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延安、大寨……回到西方又说同一些话，歌颂这个遥远、古老的东方帝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相信，像毛泽东领导的那种不断的、彻底的革命，昭示了人类改变自身与社会的最新希望。那些激进的“朝圣者”们，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既不属于传统的中国又不属于现代西方；既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又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向自由与幸福进步的大问题。
比物质成就更为重要的，是红色中国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建国短短几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而且还以不断的革命来彻底改造人，完成历史与人的进步，先是政治经济革命，然后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让西方激进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兴奋。他们眼里的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人民高尚淳朴、公而忘私、社会平等自由，这正是人类精神道德的榜样。西方那些从红色中国归来的政治朝圣者兴奋地说：“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都误以为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为此感到失望。但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他们很快发现蓬勃发展的中国成了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希望所在。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虽然不时有“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等等出炉，但这恐怕也只是少数人的惊世之论罢了。我们仍然能看到，许多西方学者热衷于对中国道路的探讨，热衷于将中国的成就与东欧、苏联、印度的情况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中国的道路是正确而光明的。
中国再次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学习的榜样。据说，现在俄罗斯官员到中国访问，见面后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大哥，我们是来学习的。”这或许会让中国人听起来不习惯，因为“苏联老大哥”在中国几乎早已成了一个习惯用语了。一个中国官员在报纸上写了这样一件事，他去俄罗斯考察，结识了一位老列车长，他是个布尔什维克，他对苏联的解体、苏共的解散感到万分地痛心。临行，他对中国这位官员说：“列宁讲过，不要忘记东方。他很尊重孙中山。现在，寄希望于你们中国了。”
一位德国学者说：“所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他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能够抗衡资本主义，并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形成对比的历史性选择。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似乎取得了胜利，而且也越来越不掩饰其在历史方面的落后。共产主义者正在伴同这场围绕社会进步展开的复杂的角逐，为中国13亿人的福祉表示声援、寄予同情和最良好的祝愿。”
“ 所谓社会主义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失败的说法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在欧洲遭遇到后果严重的失败，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失败。中国的发展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希望。”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地随意开采等。“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
中国正是作为一个对立面而存在于西方的视野之中的，即是对立面便意味着有时你会遭到敌视，有时你也会被寄予某些自身无法实现的希望与理想。
文 / yaoyuande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小时候，我们常常会指着电影里的某一人物迫不急待地问父母。
世上的人千差万别，但我们却总爱简单地以好坏类之。
中国人有13亿之众，其品性岂可一概而论，但在西方人眼里，我们要么是天使，要么就是魔鬼。
一、崇拜与期望：中国——永远的精神家园
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
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所以应尊称中国为“先生”。
波维尔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我们只知道有许多中国人“崇洋媚外”，殊不知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东方文明充满着崇拜。
对于西方人来说，发现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对中国人的特异精神的发现与想象甚至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启蒙的一个诱因与一面旗帜。正如伏尔泰所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国的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对来自中国的思想充满着崇拜之情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处以西方为师，西方成为中国的“先生”，只是这位“先生”并不尊重中国这个“学生”而已，所以鲁迅先生写文章说，“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而在两个世纪之前，情况却正好相反。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对正处于启蒙时代的欧洲来说，应尊称中国为“先生”。他还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并通过赞扬孔子来抨击法国专制主义和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成为欧洲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伏尔泰对中国的偏爱，还反映在他改编的《中国孤儿》一剧中。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剧情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晋灵公时文臣赵盾和武将屠岸贾不睦，屠欲杀赵，后用计在灵公前诬告赵氏不忠，将赵家斩尽杀绝。忠于赵家的老医生程婴陷匿并抚养了赵家惟一幸存的后代，20年后报了冤仇。原剧有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除奸、报仇等段落，伏尔泰摘选了搜孤、救孤的情节，希望体现一种道德影响，于是，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后移至元代，并把诸侯国内部“文武不和”改为两个民族间的矛盾。改编的剧本描写了成吉思汗入主中国后，搜求前朝遗孤，抓了遗臣盛缔。盛缔同程婴一样献出自己的儿子，救出了前朝遗孤。盛妻奚氏与成吉思汗曾有旧情，于是成吉思汗提出条件，若奚氏肯异地改嫁，则他可以免于追究。但奚氏爱子爱夫，宁死不从，在场的成吉思汗深受感动，宽恕了所有的人。伏尔泰深信，该剧是第一流作品，有助于了解中国人心理，而把中国人民的道德显示在法国人面前，胜过所有关于中国的论述。他说有关孔子的道德学说已包括在这五幕剧中，所以《中国孤儿》又名《儒家道德的五幕剧》，体现了伏尔泰“文明战胜野蛮”的主旨。
狄德罗赞美中国儒学说：“只须以理想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哈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学者甚至认为，法国的得救与否，全赖于是否能够充分吸收中国高尚的精神。对此波维尔在他的《哲学家游记》一书中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崇拜中国儒家思想的还有德国近代思想巨人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许多知识领域都有建树。他极为推崇中国儒家思想。在其给法国宫廷顾问德雷蒙的长信中盛赞中国哲学，他写道：“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前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之前。”他认为中国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
莱布尼茨的学术思想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髓，这在他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表现得最显著。1697年莱布尼茨开始同在北京的传教士白晋神父通信，共同探讨《易经》长达6年之久。他通过白晋神父了解《易经》，并对《易经》中类似二进帛的算法极感兴趣，他用对卦的数学配列顺序深入研究，终于发现了《易进》的二进制原理，最后的研究成果就是莱布尼兹于1703年写的《论二进位制算法》。
莱布尼茨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欧洲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呼吁欧洲社会重视东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不要以为欧洲是最理想的美好社会。他认为，在东方幅员辽阔的大地上，还有一个有着更完善的人伦道德的民族存在，这就是中国。他鞭挞了西方社会只重物质经济技术，而道德精神却日益堕落的社会风气，认为治疗西方社会这种弊病的良药是大力倡导中国重人伦道德、修身和睦的文化。他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因为我相信如果任用哲人担任裁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奖予中国人。”
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为了追求理性和现实生活的结合而大力赞扬中国，中国的思想文化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启蒙运动中的各家各派都能从有关中国的信息中找到自己的所需并将其视为榜样。其中包括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1767年，他所著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充分反映了这一学派对中国制度的钦佩。在魁奈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在悼词中将他称为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他为实现孔子教导和道德规范，以节制私欲、爱邻如己、敬天爱人等作为行动准则，由此他也被重农学派门徒冠以“欧洲孔夫子”的尊称。
以重农学派创始人而流芳百世的魁奈在政治上是一个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他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曾说：“自然秩序为人类所有立法、所有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中国正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才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并拥有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政府。这个范例证明了魁奈的经济理论，即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组成稳固持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能力进行稳固的全面管理，确切地服从于自然规律的不变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农业本身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土地成为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财富的重要来源。在魁奈的建议和指导下，1756年，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春耕仪式，以鼓励法国农业的发展，并公开表示同意重农学派的意见。
随着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和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的开始，中国人的形象逐渐变得黯淡了。当中国国门被西方炮舰打开以，显现在西方人面前的并不是一幅美好的图画，原来那里也充斥着腐败与落后、愚昧与黑暗，而在殖民主义者的描述下她越发显得丑陋不堪。但许多西方人尤其是学者们却似乎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中国人的美好精神已成了他们心中的一个梦，一个舍不去的美丽的梦幻。歌德描绘了一个阳光明媚的、童话般的中国：“……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在拜伦笔下，中国也成为一个美丽的幻影。他的长诗《唐璜》中有这样的诗句：大洋两岸都是他的；从锡兰，／印度或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在这里，中国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关于虚无缥缈的远方的象征。
对于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一切形象，他们宁愿将其虚化为一个理想之物而不去理会她的现实与真实。处于社会思想解放的时代，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先进文化”作为榜样，需要有一个相异于自身的文化作参照系，也需要有一些外界文化的冲突与刺激，以此作为传统思想堡垒的突破口。一个没有基督的，有着孔夫子与康熙的中国文化的到来，正逢其时。有人评论说，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之于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其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听上去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
一战让罗素“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于是他决定“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能让地球“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只能“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
红色中国让西方左倾知识分子感到兴奋，他们说：“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一位德国学者说：“中国的发展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希望。”
19世纪中期以后，对中国的崇拜热潮消沉下去，但中国却永远地作为西方人精神上的“他者”而存在下来。地域上，他是与西方相对的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文化上，他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乡土精神；现实中，他们总是走着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他们通过这个“他者”来反观自己，认识自己，寻求自己的所需。当他们陷入狂热时，他们在他身上找寻平和；当他们趋于保守时，他们在他身上找寻激进；当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时，他们总能在中国找到新的希望。
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西方造成了普遍的信仰危机，西方人对在此之前一直充满着自信的西方工业文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投向远方的中国，试图在那里发现精神的曙光。
大战的浩劫给英国学者罗素“带给我可怕的心灵痛苦”，对西方工业感到失望，“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1920 罗素访问中国，试图“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黑暗的年代，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官员腐败，积贫积弱，劳动人民生活在在水深火热之中。罗素对于中国的黑暗现实并没有视而不见，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对这些现象一一予以揭露和分析。即便如此，他仍然对中国人赞叹有加，中西对比这下，他发现中国人所拥有的正是西方人所缺失的，这就是东方哲学，这或许正可作为医治西方病症的一剂良药。
在罗素看来，与西方工业环境的重压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有着更多的乐趣。他说：“人生的乐趣，是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受生活环境重压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但在中国，生活的乐趣无所不在。”“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去到比英国人更快乐。”
与西方人的人生观推崇竞争、开发、永不不满足与破坏相比，中国文化中蕴含着更多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因素。罗素警告说，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中国正是这样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中国的儒家学说教人自制、中庸与谦恭。中国人凡事都心平气和，对自己有所约束，不走极端。所以“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刀兵之灾没有我们厉害”。
甚至中国的孝道比起西方人的爱国，也要更有益于和平。罗素认为中国的孝道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但是“孝道再怎么过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人的爱国”。他说，爱国主义是对作战的某一方尽忠，孝道则不然。因此，爱国主义容易导致军国主义。“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家族感情比国家观念的危害要来的小。”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而“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则毫无用处。”“科学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对它说：‘尽管你会杀死我，便我仍然信任你。’于是，它便杀死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缺点。”
罗素尤其推崇中国的道家文化。中国道家倡导自然无为，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而对于“占有”、“自恃”、“支配”，白人国家和个人却“趋之若鹜”，至尼采更把这一切归结为哲学。罗素提到《庄子·马蹄》中的寓言。马有其真性，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于是烧之剔之，连之编之，饥之渴之。结果马死之过半。罗素认为西方人所走的正是伯乐治马的道路，其结果只能导致破坏。
罗素在中国各地的演讲和其著作中都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期望。他本打算到中国教学，但最后还是离开了中国，他说：“日之久了之后发现我可以教他们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们可以教我的却越来越多。”他呼吁中国要团结御侮，发展经济，重视教育，但不要一味“全盘西化”，要珍视自己的传统美德。他说：“我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宽窄的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
二战以后，著有《历史研究》与《人类与大地母亲》等历史、文化巨著的汤因比在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与反思中也对中国文化予以极高的期望。他在《历史研究》中对西方工业文明在地球上的盲目扩张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重物质轻精神，对自然界大肆掠夺造成严重的破坏，技术的高度发展使西方世界制造出威力巨大的原子武器与细菌武器，这使得人类随时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汤因比认为克服全球性危机的惟一途径是实现世界的永恒统一与和平，即应建立起一个符合宪法的合作的 “世界国家”。而“世界国家”的建立仅仅有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转变是不够的，价值观与人类精神的根本转变才是更为根本的方面。他认为政治与文化统一的模式中中华帝国的模式最值得效法，中华帝国自汉以后，既有统一的儒教意识形态，又有广泛的宗教宽容性，使得它在保持广大领土的有效统治的同时，又能吸收融合外来文明的因子促使自身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不但有效地保持了几千年的政治与文化的统一，而且中华文明具有“天下一家”的“全球”的观点，因为在近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间，中国人有一种生活在统一的世界国家中的意识。他认为这种意识非常重要，因为“要避免生物圈的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枯竭等危险，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规模来克服它。今后的人类如果要免遭灭顶之灾，就要像中国人曾在他们的地域上建立‘世界国家’那样，建立全球性的‘世界国家’。”
无论是罗素还是汤因比，他们所看重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至“红色中国”的出现，中国形象又焕发出新的意义。对那些思想左倾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让他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与未来，他们再次对她充满了期盼。
斯诺的《西行漫记》开启了红色中国的理想化形象。在20世纪西方的左翼文化思潮中，中国形象扮演着重要角色。49年之前西方记者笔下的共产党统治的“边区”，“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几乎是“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那是 “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50年代，革命的中国形象影响了法国的一代青年，如同启蒙运动时代的复活，中国再次成为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
20世纪60年代前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这个信念来到中国。他们在红色政权的盛情款待下，走同一条路线看同一些地方，从广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延安、大寨……回到西方又说同一些话，歌颂这个遥远、古老的东方帝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相信，像毛泽东领导的那种不断的、彻底的革命，昭示了人类改变自身与社会的最新希望。那些激进的“朝圣者”们，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既不属于传统的中国又不属于现代西方；既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又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向自由与幸福进步的大问题。
比物质成就更为重要的，是红色中国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建国短短几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而且还以不断的革命来彻底改造人，完成历史与人的进步，先是政治经济革命，然后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让西方激进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兴奋。他们眼里的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人民高尚淳朴、公而忘私、社会平等自由，这正是人类精神道德的榜样。西方那些从红色中国归来的政治朝圣者兴奋地说：“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都误以为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为此感到失望。但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他们很快发现蓬勃发展的中国成了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希望所在。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虽然不时有“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等等出炉，但这恐怕也只是少数人的惊世之论罢了。我们仍然能看到，许多西方学者热衷于对中国道路的探讨，热衷于将中国的成就与东欧、苏联、印度的情况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中国的道路是正确而光明的。
中国再次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学习的榜样。据说，现在俄罗斯官员到中国访问，见面后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大哥，我们是来学习的。”这或许会让中国人听起来不习惯，因为“苏联老大哥”在中国几乎早已成了一个习惯用语了。一个中国官员在报纸上写了这样一件事，他去俄罗斯考察，结识了一位老列车长，他是个布尔什维克，他对苏联的解体、苏共的解散感到万分地痛心。临行，他对中国这位官员说：“列宁讲过，不要忘记东方。他很尊重孙中山。现在，寄希望于你们中国了。”
一位德国学者说：“所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他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能够抗衡资本主义，并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形成对比的历史性选择。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似乎取得了胜利，而且也越来越不掩饰其在历史方面的落后。共产主义者正在伴同这场围绕社会进步展开的复杂的角逐，为中国13亿人的福祉表示声援、寄予同情和最良好的祝愿。”
“ 所谓社会主义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失败的说法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在欧洲遭遇到后果严重的失败，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失败。中国的发展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希望。”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地随意开采等。“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
中国正是作为一个对立面而存在于西方的视野之中的，即是对立面便意味着有时你会遭到敌视，有时你也会被寄予某些自身无法实现的希望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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