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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日星期日

跟烏金木戀愛的人



大家:澳珀傢具首席設計師朱小傑

本期主角:朱小傑一直自稱是“石匠、木匠、鉗工,能做自己喜歡傢具的工匠”。1989年留學澳大利亞悉尼,並從事室內設計工作。1994年回國組建澳珀傢具公司,任首席設計師至今,是國內原創傢具設計界的代表人物。   

“什麼叫愛?就是深深被對方所吸引,希望時時刻刻能跟對方在一起,這就叫愛。”朱小傑在飯桌上談到愛。

“那你對烏金木的這種感覺像戀愛嗎?”我問。

朱小傑頭都不抬地說:“一模一樣。”  

他說,他常常一整天一整天地在車間裏跟烏金木呆在一起,會忘了時間,忘了吃飯。怕自己太沉迷,他說他現在儘量不去車間,怕一去,看到烏金木就走不動了。

威水史

朱小傑是世界上第一個,也許是惟一一個發現烏金木之美,並對之進行系統研究、開發與設計的傢具設計師;其著作《朱小傑傢具設計》入選“中國當代著名設計師學術從書”;其綱首席設計的澳珀已成為國內傢具界很具分量的原創傢具品牌。  

第一印象

第一次見朱小傑,是在兩年前的夏天,他步履輕盈,有些仙風道骨;這是第二次見,他從溫州過來竟然隻穿短袖T恤,而冬天的廣州已略帶寒意,他笑說穿得少是讓自己多鍛煉,看得出52歲的他精氣神都十足。他的設計理念是:簡單而真實。夠精辟!

烏金木激發設計靈感

朱小傑對木材有著一種近乎天生的喜愛。小時候,他的家就在市木材公司邊上,是在木材堆裏長大的,這種“青梅竹馬”的情結,讓他對每種木材的紋理都非常熟悉,而發現木材的美亦成為他後來設計傢具的重要主題。

一次偶然的機會,朱小傑在德國一家木材供應商那裏發現了烏金木,當時就被它優美的質地紋理所吸引,淺黃色的肉質,深咖啡色的年輪線,特別是斜徑切的紋理,更是美得無法形容,朱小傑說,他當時內心有一種衝動,就像遇到心愛的人一樣,想佔為己有,想跟她更深地對話。

那時他已開了澳珀公司,便從南非把大量的烏金木運回溫州,開始專心地研究起這種木材來,這一開始就發現奇妙無窮:原來每一棵烏金木,不論外形特徵、年輪還是材質肌理,竟然都不一樣,每一棵樹都是一個奇跡;更想不到的是,同一棵樹,如果採用不同切法--截面端切、徑切、弦切等,竟然會呈現完全不同的紋理,有的如行雲流水,有的如豹紋狂野,有的如潑墨,美得讓人懷疑它是不是真的。

烏金木激發了朱小傑的創作靈感,他根據不同的木紋、不同的個性去設計傢具,讓這些自然木紋成為傢具獨一無二的裝飾:沿著截面鋸開,其年輪如大理石一樣質樸,於是作為茶几腿;行雲流水一樣的木紋,則成為蝴蝶椅的靠背;如豹紋的材質,做成衣櫃的邊框,充滿野性美……在澳珀店裏,朱小傑講解了烏金木的十幾種切法,每種切法都為傢具帶來令人驚歎的美。

他甚至舍不得扔掉木頭的邊角料,於是他就會讓它們以另一種姿態回到生活中,他利用不同紋理路的邊角料設計了很多家品,例放如酒開、牙籤盒、名片盒、台燈、鐘、相框、鎮紙等,件件讓人愛不釋手,他利用小廢料設計的衣帽架更令人叫絕。

憑著他天生對材質的敏感,在世界上第一個成功開發出了烏金木的內在美,並透過他的設計將這種美帶給越來越多的人,如今,澳珀已成為烏金木傢具的代名詞。同時,朱小傑還將亞克力、玻璃、皮革、麻籐跟烏金木結合起來,讓傢具成為“百變”天後,在傢具市場裏獨樹一幟。

他說,材質美是任何產品設計的基礎,中國明式傢具之所以地位如此高,除了其流暢的造型、嚴謹簡潔的結構外,其材料自然生動,“如行雲流水般的視覺肌理與質感也功不可沒。”    

留心處處是設計

朱小傑說,設計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展示。“對於熱愛生活、熱愛讀書、並對生活有著細膩情感的人來說,設計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他遞給我《朱小傑傢具設計》這本書,說你一晚上看完了,就會發現:哦,原來設計這麼簡單啊,原來我也是設計師。

怕我不懂,他舉例:早上起來洗澡,經常為找衣物費時間,衣櫃太深,往往把東西翻得一團糟,於是他把櫃子一分為二,前櫃附在櫃門上,用來放襪子,內褲,領帶等小東西;裏櫃放襯衫、內衣之類,男女左右各一,不僅節約了空間,也增加了情趣。

常看到太太梳妝時,老是把臉往鏡子裏鑽,他想可能是台面太寬了,於是就把梳妝台縮減到四十厘米寬,距鏡子近了,太太梳妝時脖子也不用那麼費勁了。

朱小傑說:在傢具設計中,一件好的作品往往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需要,當這種方式讓人感到愉悅時,這件作品也就成了。

有時候,隻要用心,好的創意也能在不經意間誕生。諸如被選作森林幾台面材料的橫截圓木,由於年歲太老,工人在生產搬運中不小心使其斷裂開來,當工人發愁不知如何處理時,朱小傑正好經過,他靈感乍現,半圓的陰陽,一高一低錯開,陽在上,陰在下,取名伴侶幾,大家都說不錯,伴侶幾的造型也有了。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說到風格,朱小傑說,“我沒有定義,我隻在某個階段會特別喜歡某一類元素,我會在這個時期內不斷運用這個元素,直至興趣轉移。”但很多人都從他的傢具中,讀到了一種很現代的東方韻味,他表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深感自豪,所以無論哪件作品都會透出我固有的東方心性。”

朱小傑說他受北歐設計影響較大,當他第一次看到丹麥設計大師Hans Wegner設計的一把椅子時,那種東方神韻被西方人表達得那麼完美,他覺得十分震撼。明式傢具中線的運用與構成是最美的,對他的影響也很深,“要簡潔容易,但簡潔又流暢極難,我一直在努力。”他說。

他認為一個設計師不要刻意地追求什麼,但要底氣足,知識面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為此,每年他至少三次去參觀世界頂級傢具展,他會長時間靜觀這些大師們的作品,和它們對話。

妙語錄

◎我喜歡簡單而真實的東西,所以喜歡看西片,因為真實,人性,如《罪惡的交易》,不像國產電影臉譜化、固化(好人就好到完美,壞就壞得十惡不赦),壞人也有可愛的一面。

◎電腦庫存太大,它就會死機。人腦也一樣,庫存太多,也容易把問題複雜化,永遠都發現不了美的東西。

◎無牽無掛,不要被昨天的成功和經驗所絆住。

對話

設計從童年做手槍、彈弓開始

記者(以下簡稱“記”):聽說你的經歷很傳奇,曾經當過木匠,還當過石匠,這些經歷對你後來從事傢具行業產生過怎樣的影響?

朱小傑(以下簡稱“朱”):(笑)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嘛,小時候為了減輕家庭負,我做過木匠、泥匠、石匠、油漆工,高中畢業後又做過車工、銑工、鉗工,到了青年時期,我幾乎學到了一切與室內設計、傢具製造有關的最基礎的工藝和知識,對我來說,這些給了我經歷,也給了我經驗,為我從事傢具設計與製造打下了很深的基礎。

記:什麼時候開始設計第一件傢具?還記得嗎?

朱:記得小時候所有的玩具像手槍、彈弓啊都是自己做的。做的第一件傢具是沙發,用皮包起來的,沙發墊下面是箱子,既能坐,又能放東西,很注重功能性,一切都是從好用出發,現在這個設計思路還沒改。

記:聽說今年在上海舉辦的“源自中國”傢具展是你策劃的?主要目的是什麼?明年還打算舉辦嗎?

朱:我覺得設計師隊伍強大了,民族才有自尊。作為出口大國,中國去年的出口額已超過意大利,但中國仍然沒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想以一個設計師的身份去推動中國原創傢具的發展,於是找了澳珀、曲美、聯邦、今日、迪信、木馬、列奇共七家品牌,由我出資辦了這個展,雖然只有600多平方米,但影響不錯,至少讓媒體都關注起這些原創傢具品牌了。明年還想繼續辦,現在還在籌劃當中。

我覺得國內設計界應該多與國際設計師交流,我目前正在做這個工作,我在溫州做了一個設計師“村落”,600平方米,裏面有商務酒吧、工作台,主要是想讓國際設計師“走進來”,國內設計師能“走出去”,這個“村落”將在世界2007年1月開放;另外我還已準備在上海建一個更大的國際設計師交流中心,目前已買下200畝地。

記:你以後的設計方向是怎樣的?

朱:有可能完全跳到另外一個方向,跟現在你所看到的澳珀完全不一樣,但還是用現代的手法表達中國的傳統。

+ 本版撰文:本報記者 郭曉鷺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作品:烏金木沙發。



作品:凳子。


【人物志】朱小傑 跟烏金木戀愛的人 來源:南方都市報
http://www1.nanfangdaily.com.cn/b5/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gzzz/jjsd/200612150521.asp

我是一个木匠

开场白: 我是一个木匠 ^_^
(注:此为著名家具设计师朱小杰自述文章,引自其博客)

自我生平简介:

我父亲是做平面设计的,母亲是一名会计,而我则两者都做过。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是因为父亲犯的两点错误,父亲在画一幅中国地图时,忘记将台湾那一点点上;还有就是他把天安门画成了蓝色,而在当时那个年代,红色是劳动人民的鲜血的象征,于是父亲被认做是反动派,被抓了起来。所以,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在13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赚钱,其实也是没有钱读书。我开始的时候做石匠、泥匠、木匠,后来去上了高中,接下来文革开始了,就不能上课了。我是66年小学毕业,67~71年出去做手工活,71年下半年回到学校上高中,读了一年半的高中。毕业以后去做了钳工。后来我喜欢上了会计,就非常努力地学习会计,后来进入了一家国营企业做会计,虽然如此,我从未放弃做设计,我了解我自己,我是喜欢做东西的。我在国营企业中做的很好,后来当上了经理,但是在87年,我下岗了,并不是我做的不好,而是我不喜欢。接下来就开始了我的设计生涯。

设计理念: 设计其实是需要对生活的理解的,好的设计是对生活的领悟,好的家具设计就是设计一种生活方式。 我没有上过大学,这次是我第二次走进大学的校门——几天前我去了中南林学院,进入大学我感慨许多。但是,我在社会上经历了许多许多,其实并不是在大学中才能学习,在社会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这个人比较固执,我了解我自己,我喜欢我自己,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自己。

我做设计,其实不仅仅是做家具设计,包括平面设计、室内设计,我原来就做的室内设计,但是我认为室内设计的灵魂其实是家具的设计,于是我转到家具上来。 我不认为好的设计是符合绝大多数人的,一个产品大家都说好,问题就大了!我认为好的设计是服务于部分有品味人士的。 在设计上我很舍得花钱,曾经我花十万元让一家广告公司给我做一个东西,做出来后我不喜欢,我将它全盘否定了。 我非常热爱设计,非常有兴趣我才去做,做的时候我会把时间都忘掉,根本就不在乎有多少钱、多少利润。如果你在设计时想着能赚多少钱,那你就做不好设计,成不了设计师。 我建议大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做家具设计的,但如果你喜欢,你一定会成功! 我认为设计师对材料一定要深入的了解,树木的纹理、颜色对设计都非常的重要,而往往我们很多设计者都不重视。我是个非常注重材料的人。

谈中国的家具设计: 中国多数的家具企业是没有真正的设计师的,很多就是把别人的设计直接拿过来,分解,制成零件图,生产,现在市场上很多家具都是这样。 我刚开始做企业时,也做模仿,但是时间很短,模仿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但仅仅是一个过程,后来就完全自己做设计了。 我经常参加国外著名的家具展,去看看国外的先进的家具,德国的科隆展以及意大利的米兰展我是常去的,还有其它一些展览我也去看。在国外,人家一看到中国人、亚洲人,就从心底看不起,他们的眼神在说:瞧,一群小偷!其实就是一群小偷,偷人家的设计,自己回来生产。这让人看不起!我是一个中国人,身体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我要拾起中国人的尊严!这也是我选择做家具设计的一个原因——世界家具发展史的顶峰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明式家具,中国人有这种优秀的天赋,我想选择这样做会容易些。 有两件事情给我的触动很大,我温州的一个朋友在意大利开了一家中高档餐馆,有许多社会名流出没,一次我问我的朋友,到你那儿的有没有做家具的,他说有,后来联系上,那人问我是否要买家具,我说想去他们工厂看看,对方同意了,于是我专程赶赴意大利,去他们工厂看,他们厂历史很长了,里面的机械有很多都是旧的,一名老者陪着我看并不断给我介绍,于是我问他:“你在这个工厂多久了?”他告诉我,他十五岁就进了这家工厂,今天已经五十多岁了!我再问他:“几十年你都在这,不觉得枯燥吗?”他很诧异的看着我回答:“怎么会呢?这很有趣呀!” 一些先进的机械,只要贷款都能买到,工厂规模,只要有钱都可以做到很大,但是这样的员工你上哪儿找去?这让我认识到,做一个企业,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于是我非常希望找到与澳珀有缘的人,我是想把澳珀做成一个著名品牌,当然,这要靠很多人的力量才能做到。 第二件事是我去丹麦,去一个非常出名的设计事务所,它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乡村里,一个设计出世界一流椅子、家具的设计事务所,居然在乡下,而且很小,而在中国那些办公大楼那么豪华。当然,这也许与各地人的观念不同。

我感到最开心的是那次我在展览会上,一个人指着澳珀的家具对老外说:看,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家具!那次我非常高兴。 澳珀之所以在中国家具行业中这么被重视,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展览会,那些最好的位置都会留给我们,甚至有的是免费的,这对于国内任何一家大型家具企业都是不可能的,澳珀做到了,这点我非常自豪,这也表示设计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谈创意灵感 创意其实来源于生活,我这个作品(一个前端有V形放书沟槽的书桌)其实我很早就想设计了,就是我的桌子前总是堆着很多书,不好放,一次我发现CD架的造型,于是我就设计了这个桌子,结果非常好用。 关于这个梳妆台,我平时发现我妻子总是喜欢把头伸的很长,以贴近镜子照的更清楚,我一看,这妆台那么深,脖子要伸的老长才够的着镜子,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可移动的镜子,这样我妻子就不用伸出脖子那么累了。 生活经验非常的重要,我不相信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能为五十多岁的人设计好一个室内,我自己也很难为年轻人设计合适的房屋,因为我理解不了年轻人的生活。设计就是如此。要做一个好的设计,是需要很用心的,而且你必须去深入了解生活。

谈澳珀 我非常希望澳珀能成为中国设计师的摇篮。 现在的澳珀很小,产值也不大,但它同其它家具企业没什么区别,各个机构一应俱全,我们生产的产品是针对一些高品味、收入在年薪十万以上的人群的,买我们家具的人很少,所以我们的专卖店只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很多外国人很喜欢澳珀的家具,外界评价澳珀家具是“用现代手法展示东方文化”,澳珀的家具都是适合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

以前我对销售商要求很苛刻的,专卖店中甚至每一个饰品如何摆放都有明确规定的,但在三年前,我完全放开了,因为我没有精力去管理这些了,现在甚至有的专卖店挂着澳珀的牌子卖别的家具,我都不管了,我把精力都放到提升自己的设计上去,其实在公司我只有10%的时间是在设计上的,其它90%都花在管理上了,其实管理也很有意思的,而且管理比设计更难。每当推出一个想法,就必须要落实,如果落实不了,就干脆放弃。 以前澳珀做板式家具,现在我都放弃了,我现在只做我喜欢的家具——我打算花三年时间来检验我的做法,后来我衡量了现有的资金状况,将澳珀撑个五年都不成问题。也许从商业的角度看,澳珀很多做法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要做的是设计,我不同于其它家具企业,我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注定我的企业不会太大,但我们做的设计却是非常富有个性的。 澳珀就像一辆很好的自行车,当我们有力时,我们就骑的快一点,没力了,我们就慢一点,实在不行那就停一停,但是我们总是向前的,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企业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有时候很漫长。其实越个性化的东西越有市场,只是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最佳的市场营销方式——我一直希望做销售的其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设计师。

谈乌金木: 乌金木是澳珀家具现在最具特色的原料之一。其实并不是我找的它,这要感谢一位供应商,他当时进口了一批木材,各个家具企业都不要,放在那儿两年,后来他想到了我,于是拿过来给我看,一当我看到这种木材我立刻被它给震惊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它,并开始用它设计产品了。

人生絮语: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你自己一定要清楚你自己。但人一定要以快乐为根本,我把工作作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快乐的就做,不快乐的就不做。 当然,每个人的角度不同,看的就不同,人的观念不一样,做的就不一样,我绝对不强求,我是从来不看观念与我不一样的书的,一看到这书我就马上停下不看的。我是个比较固执的人。 我有一个信仰: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永远看不到,把今天做好。

结束语: 我现在就是个木匠(工匠)而已。


文章来源: http://www.cnfblog.com/articles.php?article_id=33

中国知名明清家具研究专家 濮安国

濮安国,194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

1964年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现任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长,苏州教育学院艺术系教授,中国明擎40多年来一直从事美术设计,教学和史论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家具专家和工艺美术学者。
主要著作有《中国红木家具》、《明式家具》、《明清家具》、《明清苏式家具》、《明清家具装饰艺术》;《中国历代鸟纹图案》、《中国十二生肖图案》;《吴文化史丛-吴地工艺文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的主要编纂人之一。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中国知名明清家具研究专家 濮安国

2007年9月1日星期六

高文安:家具设计呼唤中国元素


高文安:家具设计呼唤中国元素  

人物档案  

高文安,1943年生于上海,1969年毕业于澳洲墨尔本大学建筑系,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学院院士、香港建筑师学院院士、澳洲皇家建筑师学院院士专业资格。  

1976年创办“高文安设计有限公司”,1990年在新加坡、泰国及中国台湾增设分公司,是香港第一位由建筑师转行的室内设计师,在近30年的室内设计生涯里,完成逾2,000项室内设计项目,被誉为“香港室内设计之父”,著有《高文安室内设计作品集》、《高文安·KENNETHKO》等。   
近年来,中国家具的设计水平一直持续而缓慢地上升,设计渐渐成为中国家具制造业普遍关注的一个课题,同时家具设计师奇缺也是一个公认的现状,并且对于现代家具企业而言,家具设计不是谁都可以参与的游戏,而是带有高市场风险的企业重大决策。这让中国家具设计目前的发展缓慢而艰难。我国的家具设计何去何从?带着这个疑问,记者特别采访了素有“香港室内设计之父”之称的高文安先生,让他来解读一下在他的眼中我们所关注的有关家具设计的话题。  

现代的、简约的、实用的  

《深圳家具》:您理想中的中国家具是怎样的?  

高文安:我觉得这应该是代表中国现代人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和简约的,不要太厚重也不要太贵,是一种一般老百姓可以消费得起的东西。落实到具体的方面,就是简约再加上小部分的中国木料,然后包含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理想中的中国家具应该是非常现代化的,这种现代化体现在它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在不同国家、不同的装修设计中都可以使用。另外,理想的中国家具还应该是在国际家具展上有重要位置的,能被人认可的。  

《深圳家具》:别人都说为您设计的家具下定义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您是怎么给自己的家具设计定位的?  高文安:还是我刚才说的:简约,但是有故事在里面。比如说那些台灯,灯座我是用拆掉的老房子的地砖做的,看起来有些粗糙,可它有东西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但同时要实用,我不管你做成什么文化,一定要实用。你要是做出来一件家具,只可以欣赏,这个不是家具,这是个艺术品。  

中国家具设计仍需突破 

《深圳家具》:在您眼中目前我国家具设计的现状是怎样的?  

高文安:家具设计已有一些做得比较到位的了。比如皇朝(香港皇朝家私集团),它设计的家具就已经是一种有中国味道的现代家具了,但目前国内仍没有一个有号召力的家具品牌,这说明家具的设计水平仍需突破。  

比如在一些国内家具设计中,有些传统风格的家具照搬明清家具的设计,没有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出发,加入现代元素;而简约风格的家具多为抄袭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家具设计风格,没有自己的创新体现在设计里面,特别是没有融合一些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在里面。  

当然,家具设计是一个很细的分支,同时消费者对家具的要求不高,而经营者也一直以市场为导向,出现设计水平不高、家具设计师奇缺的格局也是情有可原的。

要走中国的路线  

《深圳家具》:那您认为我国家具设计要实现突破该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对策?  

高文安:我觉得还是要走中国的路线。随着经济发展,消费者对家具档次的要求也会越来高,但是现在简单表现现代人生活的家具,简约的太闷了,没有很深的文化在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文化融在里面呢?就如现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好,那么为什么老是盖的房子就是西班牙的呢?作为设计师,要设计出代表中国水平的家具,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出发,在设计中加入中国元素,这是相当关键的。

高文安认为理想的中式家具应该现代、简约、实用而且又含有中国元素  

一直以来,我也一直在做一种尝试,比如华润在国内有一定的号召力,就能否在商场内找到一个空间,哪怕是一块不是很大的空间,来做家具设计的展示,把家具设计的品牌打出来?抑或把有我们中国文化的家具设计带出去,然后再带回来。虽然目前没有回报,我仍在坚定自己的信念,用心地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一点。  

多看看中国民间的东西  

《深圳家具》:想了解一下在近30年的室内设计生涯中您对家具设计的最深感触,希望通过您的一些设计方法给大家一些启示。  

高文安:我感觉家具设计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也是一项很有挑战性事情。我看现在的中国家具,很多是模仿西方的产品,而所谓的传统家具,也脱不开明清风格的局限,从设计角度上讲,我认为明清家具已经达到顶峰了,它很好地表现了中国文化,在展示功能方面至今没有什么家具可以超越它,但实用性仍可作为家具设计的一个的突破点。 

我觉得还是要多看看中国民间的东西,把民间的东西应用到设计上来,中国地大物博,我们国家有50多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能反映中国特色的元素很多,也希望多出现一些能够寻找这些中国元素的家具设计师。  

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容易地表现出来  

《深圳家具》:您认为中国和国外家具设计出现差异的原因在哪里?  

高文安:开放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设计师的思维,设计师和国外接触不是很多,但我们的设计往往又是从西方国家学过来的,其实新旧、中西只是一线之隔,国内家具设计师设计的概念还是保守了一点,但是往往激情压在心里的时候,有些东西就做得不到位。相反,国外设计师的个性可能非常冲动,能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容易的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国内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不重视个人,这是个社会问题,一个设计师要有个人风格、个人魅力,一定要进行包装推动。在个人品牌宣传包装方面,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开阔些,思想更大胆些,营造高度关注和欣赏明星设计师的氛围。  

有的抄得比原版还好  

《深圳家具》:针对您提到的抄袭现象,从行业和个人的角度您是怎样理解的?

高文安:我不鼓励,也不反对。我不鼓励是因为在抄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吃官司的可能,因为这毕竟涉及到别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你要是抄,那肯定是好的东西才抄,而且在抄的过程中,你不得不做一些改进,有的抄得比原版还好,香港的服装也是这样抄,但是他们抄出了好东西。个人来讲,我觉得这没问题,别人要抄就让他抄,你成功了还要看我下一个是什么项目,不管怎么抄,永远在我后面。

记者手记  

生命的一种高度  

健硕的身材,古铜色的肌肤,简单、随性的服饰,加上一头让人过目不忘的白发,亲切友善、踏实平和中隐隐透着一种姿态昂然的华美气息,这就是高文安给我的第一印象。

其实很早就听说过高文安,特别是他独领设计行业风骚,被誉为“香港室内设计之父”,用“讲故事”的方法创造了他的设计辉煌,拍写真集带动香港健身狂潮……他就象一部传奇。我注视着他那粗硕结实的胳膊,看到他朝气蓬勃的脸,怎么也不能把他和63个年轮联想在一起。  

记得几年前,一位上海女孩为9位香港设计师出一套丛书时采访过高文安,高文安曾说:“没有风格就是我的风格。”  

而和他“没有固定风格”的室内设计不同,记者曾在早些年接触过他在“品味轩”的一些家具作品,主题很鲜明,上上下下都流露出一股中国味道。但这种“味道”又很特别,既不是厚重古朴的传统中国味,也不是那种后现代的充满中国标志的特色前卫味,而是一种融合了古和今,中和外,极具民族特色,安静而不张扬,让人感觉舒服的设计。所以,有人认为给高文安设计的家具下定义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家具的风格很明显,却不容易找到合适的词形容它们,只能把它们笼统地称为“新式的中式家具”。 
 


“设计是从内心出发的感觉,是一种冲动,是没有规范的”,他崇尚简约、崇尚现代、崇尚实用也崇尚中国文化,给他设计的家具下定义自然很难。  

采访是在高文安深圳的设计室进行的,简单而别致的设计让人感觉隐约被一种艺术氛围所包围,我们谈论的东西几乎都和家具有关,当然,也跟他的传奇有关。  

他的设计生涯从一开始就是一部传奇。高文安墨尔本大学毕业后回到香港,他敏锐地觉察到家居设计将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业余帮朋友做了一个家居装修被电视台拍成节目,不久他接到一个请他做家居设计的电话。那个打电话的人在高文安的办公室里谈了10分钟,便放下一张30万元的支票走了。30万在20世纪70年代,是一幢房子的价格。第二天,他到银行办理了支票转帐手续后,向老板提出辞呈,从此开始了自己由建筑师转行做室内设计师的生涯。  

每做一个设计前,高文安习惯和客户沟通,喜欢聆听他即将要设计的房子主人的故事,从故事中了解主人,并把故事融合在设计中,砖瓦材料是他的纸笔,而最后完成的作品就是他讲述的故事。他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住在他设计过的房子里的夫妻,还没有一对离婚的。这,为高文安的设计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香港著名填词人黄霑在高文安的一本作品集中作序说:“高文安三字,在香港是好品位的代名词”。这“好品位”,应该包括两层意思,首先,他曾为香港明星成龙、梅艳芳、郑裕玲、张国荣等名人做过室内设计,新鸿基地产、恒基集团、深圳雅庭集团旗下的大型楼盘曾多次聘请他担当项目的室内设计师,对其设计水准推崇备至,他点石成金的设计功夫从未令地产商失望过,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畅销楼盘的重要元素,由他担纲设计的房子往往成为最大的升值潜力股。其二,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质量标准,他视工作为享受,拿出120%的努力来工作,他每天又过着有规律的日子,这样有规律的日子就是高文安每天享受的生活质量。在高文安眼里,品位是有着精到的眼光和独立的选择,服装店的老板遇到高文安这样的买主通常会喜不自禁:他不允许自己对颜色有丝毫的偏好,所以他买衣服从来是以打为单位。这,就是高文安的品位。  

高文安有异于整天呆在工作室里的室内设计师,他经常游走于国内的不同城市,吸取不同灵感,再运用到他的作品中,他总是行色匆匆,在我们采访的两个小时后,他又要回香港,他的助手告诉我们,他平均每两天就要飞一次。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中放松,也可以说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休闲中工作,我想挖掘的,正是这种态度。他的年轻,他的名气,他的品味,应该都是来自于这种努力的心态。  

采访即将结束,突然有丝不舍,面对眼前这位永不言倦的设计师,一种钦佩油然而生。63岁原来可以是生命的另一个起点;63岁原来可以有生命的另一种高度。

《深圳家具》报
文章来源:http://www.furniturepaper.com/200607/rwzf/11611.htm

登彼东山兮,知太湖之内美

从形象上看,周纪文属于那种不会轻易湮没在芸芸众生中了无特征的人。尽管他没有北方人常见的那种高大身躯,纯以外形孔武惹人敬畏;也不像那些众星捧月的台上英俊小生,猝然观之,波光潋滟;一涉内涵,浅若辙水。   

留一个短寸头型,显得精神干练;戴一副黑边眼镜,显出文雅气息;应酬之时话语不多,启齿必是思考之言。与之晤谈,你隐约感觉到他的脑海中仿佛安置了一台定位仪,使他绝不会迷失方向。   

这就是你开始了解中的周纪文。   

当然,正如地球上存在足以干扰导向的强磁场,外在的超强引力和自身的嗜好,时时也在影响着一个人的正常状态。   

比如,一旦涉及到明式家具和附丽其中的文化话题,周纪文的话语明显多了起来,举凡家具的款式工艺、历史沿革、人文韵脉,一一娓娓道来,术语很内行,感情很投入,从面容到眸子均流溢出诸多欣喜的浓情厚意,全然忘却了当今收藏界以“荆山之璧”、“沧海遗珠”为最高价值取向的商业法则。这时的周纪文,了无一丝商人趋利本色,尽显人性醇美可爱的一面。   

是什么,使周纪文对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如此痴迷,以至于“迷失”了家具收藏言必称“黄花梨”的流行方向?   

以周纪文 10 年驰骋商海的精明与经验,莫非他独具慧眼,看出了蕴藏在众多榉木材质的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中的更大价值?   

据周纪文介绍,在他收藏的家具中,三分之一的精品来自太湖东山。既然如此,何不前往太湖东山看个究竟?   

“ 行!”周纪文爽快答应。三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周纪文陪我驱车前往东山。   

东山,太湖之滨东洞庭山的简称,是一座三面环水、冈峦起伏的狭长半岛,隶属于苏州的江南古老名镇。   

说到太湖,人们首先想到的必定是太湖水。“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就是这样一首曲调柔美旖旎而歌词浅显直白的《太湖美》江南短歌,竟让太湖扬名天下。   

在历史上,太湖的确以其浩淼碧波倾倒天下。南宋时期,词人张孝祥曾以旷达而豪逸的襟怀写下赞美湖南洞庭湖的传世词篇:“ 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 ”。太湖的东洞庭山,有 23 座山峰, 31 个山坞,临太湖万顷之碧水,其主峰莫厘峰与西洞庭山飘渺峰遥相巍峙,青山、碧水、茂林、幽壑之美景四时无穷。故而,明朝大学士、首辅(宰相)东山人王鏊也写下赞美家乡的诗句: 凌三万顷之琼瑶,览七十二之嵯峨 。由此可见,太湖之渌水碧波堪与洞庭湖媲美。   

如今,青山依旧在,而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太湖却是另一番景象:绿藻在浑浊的湖水浮荡,好似无边荒凉的盐碱滩涂之地。失去了赖以扬名的澄澈碧水、荡漾碧波,太湖之美似乎已无从谈起!   那么,除却波光水色,太湖就没有其他可以吸引世人瞩目的地方了吗?   

在与周纪文一同赴东山之前,我曾莅临无锡的鼋头渚,眺望万顷水色的太湖;我曾穿行苏州的环湖堤岸,巡览旅游日炽中的太湖,事后均未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而这一次,一座小小的东山半岛,竟然让我对江南文化感怀至深。   

如果说东山的启园布局、风格与苏州其他的园林名胜并无二致,当年清康熙大帝南巡东山的御码头早已失去皇权威仪,那么,一到陆巷村,不由使你眼界大开。   

走进一条略显狭窄的寻常巷陌,两旁是三三两两亦古亦今的普通民居院落,一处旷地散布几方玲珑太湖石、几片农家菜畦,复前行约百米,踏上一条青灰色古墙夹峙中的花岗岩石铺成的巷道,三座气势巍峨的探花、会元、解元青石木雕牌坊楼次第映入眼帘。原来,我们已到了赫赫有名的王鏊宰相故居。在这坡度平缓的东山西麓中部,惠和堂、春卿堂、煦春堂、粹和堂、双桂堂、遂高堂、三德堂、状元墙门、更楼、文宁巷……一处处规模恢宏的明清建筑鳞次栉比——据说,这里是东吴大地古建筑群中数量最多、质量最好、保存较完整的古村落。   

“这里为什么竟有如此多的古建筑?”我问。   

“你别小看这偏居苏州城外的半岛东山,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春秋时期,东山是吴国军事要塞,还是吴王游览采食之地。历经唐‘安史之乱'、北宋灭亡,中原氏族大量南迁,得湖山形胜的东山开始兴旺。下迄明清两朝,东山涌现出众多大官僚、商人和文人,人文日盛,诞生了两名状元、一名探花、四十三名进士和一百四十多名知县以上的官员。现在我们站的地方,就是连中解元、会元、探花,官封文渊阁大学士,又以首辅入阁拜相的明宪宗、孝宗、武宗三朝元老王鏊的故居——惠和堂。”周纪文如数家珍侃侃作答。   

这让我想起刘禹锡《陋室铭》所言:“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其实,太湖的真正底蕴和魅力,就在于它的人文历史。  

我此行的目的之一,是随周纪文实地考察东山的江南明式文人家具,惠和堂便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这座面积 3000 平方米的明清官宦宅第内,廊轩梁柱、绣闼格窗、飞檐雕甍,与室内陈设的各式家具皆呈一派古朴凝重而又不乏典雅精致之气象,游人至此,岂能不肃然起敬?   

随后,我们来到杨湾,走进一幢显然已经破落的巍然门庭,再摸索着穿越光线幽暗逼仄的过道,一位面容清秀慈祥的老太开门揖客,又让我顿生“ 小邑犹藏万家室 ”的惊羡之感。这是一处三面雕花木格扇与一面石壁拱券门围成的天井院落,五百年风雨侵蚀,依然掩不住周遭精致斐然的人文姿彩与蕴涵。   

这座院落东侧客厅里摆放着一些家什杂物,周纪文一眼就看出其中的餐桌是件明式榉木家具。他满怀虔敬地走过去,指着桌面与桌腿衔接部位说:“你瞧,这里牙条的壶门式轮廓曲线多么美妙!简洁,精致,弧度优雅,恰如其分。我收藏的好几件明式江南文人家具精品,就来自这个家庭。”   

此时,小小的太湖东山已令我刮目相看,作为吴中著名的人文荟萃之地,东山理应让更多的人们看到它潜在的巨大的人文价值。而作为与那些古建筑的主人朝夕相伴的生活与人文活动必需品——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其价值又当如何评估呢?   

(我甚至认为,倘若周纪文能就这一问题“发表”精辟的“高见”,方不负朋友所赠“江南奇人”的称谓。)   

日过午后,斜晖俯视东山古建筑高大的防火墙,洒下意味悠长的斑驳碎影。该回去了。周纪文和当地一位家具收藏家走在前面,在斜晖高墙下,两个人正走过岁月沧桑的历史背景,有几分执著,有几分深邃,更带着几分孤独。 江南风物之美 人文附丽为最   

回到上海市区的“灵岩山房”,周纪文拿出一本王世襄编著、香港三联书店与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翻到对开的第 212 页、 213 页。 212 页是一幅“明黄花梨圆角柜”彩图, 213 页是一幅“明榉木圆角柜”彩图。   

“同一种款式家具,不同材质,你看出它们的区别了吗?”   

不用问,两件圆角柜在观感上迥然有别。   

黄花梨圆角柜,色泽金红靓丽,肌肤原本细润,纹理已然华美,堪称天生丽质,怎奈一旦制作成器,便是一付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市侩形象,俗艳工艺品而已。虽然在拍卖市场它的身价动辄百万、数百万,就像当今走红的影视歌明星般牛气、招摇。   

再来看榉木圆角柜,工艺,细致、精雅;色彩,柔和、内敛;纹理,晚风轻拂湖面的涟漪盈盈。于是,你面前的这件家具,宛然是一帧悠韵淡雅的水墨画,不事张扬,温文尔雅;出于林泉,入于雅室,汀兰同芳,卷帙共赏,自有一派郁郁文乎之雍容气质。   

抚卷沉吟,周纪文为之感慨:“这就是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特有品质:优雅而简洁,精湛而脱俗,与唐宋诗词、明清书画这些中国古典文化精华一脉相承。”   

我随之追问:“你是如何理解江南文人与明式家具之间的关系的?”   

由此,遂引出周纪文对江南文人与明式家具一番“博闻多识、鉴古通今”之论——   

什么是江南?在中国地理和人文领域中,江南是一个极其醒目的名词。按照地理学的概念,广袤中华以淮河为界,其地分为北方、南方。循此推理,以长江为界,这条蜿蜒 6300 多公里、横贯中华腹地的东方巨龙,似乎亦可将中国大地擘划为江北、江南。   

然而,“江北”、“江南”这一地理分野在现实中却影响匪遥。比如,从地理上看,芜湖、南京以下长江南岸的“江东”称谓,就比仅仅指今日长江北岸苏北地区的“江北”名气大得多。而江南,又逐渐取代江东,成为一个更广地域的专属名词。   

从历史上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江南,泛指今天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唐贞观年间设江南道,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湖北、四川江南的一部分和贵州东北部地区。宋代设江南路,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江西全省、江苏长江以南,镇江、大茅山、长荡湖一线以西和安徽江南部分以及湖北阳新、通山等县地区。到了明代,“江南”的行政概念进一步明确,形成所谓“江南八府”:苏州、常州、杭州、嘉兴、松江、应天、湖州、镇江。   

如果说,自古燕赵多“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的慷慨悲歌之士,那么,江南则多铺采摛文的文化奇才。   

南朝梁军中记事丘迟以一纸骈体秀丽的《与陈伯之书》“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竟能令北降之将重归故乡江南。   

同为南朝人,陆凯的《赠范晔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远比北方文人“杨柳折枝”来得柔情入骨。   

捧读晚唐诗人韦庄“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青衫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翠屏金屈曲,酒楼红袖招。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的清词丽句,可以想见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江南。   从物产、景色再到风情,江南无疑是美好、诱人的。   

当然,更加深醇醉人的还有江南的人文环境。到了明朝,江南已成为人才的渊薮、文人荟萃之地。有明一代,江南进士之多雄冠天下,约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其中苏州的总数就高达 1025 人。号称“天子门生”的状元,在明代 276 年历史中诞生 89 人,而江南八府占 21 人,苏州又占其中的 7 人。这些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往往萃集吴中聚会结社,联盟倡学,抒展情怀。于是,便有了文学方面的“前七子”与“后七子”;书画方面的吴门画派、吴门书派、松江派、虞山派;戏曲方面的昆山派、吴江派、苏州派。此外,在经史、园冶、收藏、工艺诸多方面也无所不精。清初思想家唐甄曾为之赞叹:“吴地胜天下,典籍之所聚也,显名之所生也,四方士大夫之所趋也。”   

可以说,在中国,“江南”是最具人文特征的一方山水。   

文人自有文人的居所雅趣、室内珍藏,反映在家具上,首先是从物体造型中传达一种优秀的传统、思想和审美观念。   

中国古代文人素来有“ 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至质至美 ”的美学传统。大诗人李白的美学观点“ 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 ”,更是家喻户晓。明和清初的苏式家具秉承这一传统,其造型的纯朴清雅、气韵生动、不重雕饰,强调天然材质的审美格调,同样表现出了异曲同工的旨趣。这种审美意趣,正是江南文人长期津津乐道的“以醇古风流”为根本目的的追求。   

恒久以来,吴地流行尚古风气,文人 “燕 衎 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 ”,倡导的生活情趣是“ 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 。”   

闲情逸致的文人生活,使他们深居养静,而少浮躁之气。因此,苏式家具的风格,必然符合他们的情理和怡性,造型的“方正古朴”、“古雅精丽”,成为一种独特形式。苏式家具不仅通过精致、匀称、大方、舒展的实物形态彰显造型艺术的魅力,而且在传达一种合乎自然的合度和谐中,给人们一种超然沁心、古朴雅致的审美享受。   

而且,明式家具设计者大多是文人雅士,由他们设计出家具图样后,再交给技艺出色的木匠制作而成。在设计层面上,这些文人往往会将自己的审美情趣、意识融合家具设计之中,从而使家具设计的造型优美、稳重、简朴,各个组件的比例讲求实用,且与审美一致,装饰讲究少而精、淡而雅。所以,有论者说:“明式家具,乍看之下,一般感觉毫不起眼,但细品之下,却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欣赏、推敲。明式家具好比一杯好茶,入口味淡,再三品尝则回味无穷。”   

上述人文精神、审美情趣、参与意识,在沈春泽的《长物志 · 室庐篇》有一段精炼阐述:“ 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躔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蕴隆则飒然而寒,凛冽则煦然而燠 。”   

当代文人、苏州教育学院艺术系的濮安国在其《明清苏式家具》专著中也总结道:“苏式家具的这种‘古'和‘雅'的风格与特色,是在文人倡导的所谓“古制”和“清雅”的文化精神中孕育产生的。从美学的意义上讲,是他们对历史传统审美的总结,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   水木清华,厚德载物。其江南明式文人家具是耶?   

只可惜,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象也在家具消费市场上演,一味追逐华贵奢侈大行其道。   

明朝中后期嘉靖至万历年间,江南苏式家具在选取木材用料上发生变化。《云间据目钞 · 风俗篇 》有这样的记载:苏州、松江地区“ 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   

作为吴门画派领袖之一文征明的重孙,文震亨幼承庭训,秉持家学,对这种泛滥于家具消费市场的颓靡世风予以讽劝:“ 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侈言陈设,未敢轻许也 。”   

这就是文化与非文化的区别,反映在以榉木为材质的文人家具和以红木、紫檀为材质的珍贵家具上,前者已然是文化的象征与符号,再现中国文化的脉络与精神;后者只能凭藉艳丽华美形象,归类为殿堂的“摆设”、收藏界的“宠物”。   

室雅人和美。创建明式江南文人家具博物馆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完善中国历史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彰显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一段古朴、优雅、和谐的精神和文化风貌。   

有了上述与“江南奇人”文化同行的心路历程,对我来说,周纪文当如古人推崇的君子,因为他的“瑰意琦行”,或者通俗地说叫“行高于人”,你可能不理解,也可能误解,但正因为人类世界“江山代有奇人出”,才充满了创造力,才显得多姿多彩。   

需要补充的是,从徜徉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莘莘学子,到跻身于大上海高科技成功企业的海归精英,再到流连于太湖东山清寂旧民居的默默收藏家,周纪文的人生与事业之路反差是如此之大,没有对“祖国赤子”一词深刻的探究,没有对中华古典文化神髓的认知,你仍然很难理解“江南奇人”周纪文演绎的半生故事。   

当结束此文的写作时,已是天气转暖、春回大地的 4 月,也就是南朝文人丘迟笔下农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春光明媚时节,唯愿中国家具收藏界因为有周纪文这样真知灼见的“奇人”,迎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繁荣景象。

文章来源:http://lysf.artchinanet.com/mtbd-3b.htm

2007年6月4日星期一

周纪文

周纪文, 1966年出生于上海,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专业,回国后创办上海兰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1年,周纪文以个人名义开始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工作。

2005年在上海东大名艺术中心创办了国内首家以明式文人家居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灵岩山房。

灵岩山房简介

灵岩山房是国内首家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主题藏品私人博物馆。专业从事明式文人家具的收藏、鉴赏和交流。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虹口区东大名路 713 号 5 楼。占地 900 平方米的展馆内,根据其功能,匠心独运,优雅的展示着椅凳、桌案、床榻、柜橱五大类近200件品相完好的明式江南文人家具精华。

灵岩山房,致力于中国古典家具事业的发展,以弘扬民族文化艺术为已任,将通过举办明清家具展览、明清家具鉴赏、艺术讲座和与艺术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等,向国内外友人介绍中国最悠久的家具文化。(灵岩山房)

明式江南文人家具:中国家具的精华所在










明式文人家居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灵岩山房


【 全真实记录 】 明式江南文人家具:中国家具的精华所在
转载:《21世纪中国》

记者 : 你最终确定将收藏方向定为江南明式文人家具,一定有你自己的考虑的。按照你的说法,通过这近十年的努力,你已经成了上海滩这类家具规模最大的收藏家,这条道路你是怎么走过来的?迄今为止,你已收藏了多少件比较满意的家具?你为此投入了多少资金 ?

周纪文 :从内容方面来说,在这个领域,之前几位中国著名的老先生只是让我们得以窥探到,在中国实用器物的家具中也有这么多好东西。给我最大启发的,是十几年前看王世襄先生写的一部书,他说,“我很遗憾,我去过苏州东山两次,后面一次是 80 初,我已经 70 岁了”,他发觉东山怎么会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家具,所以,他很遗憾没有精力去研究了。受此启发,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太湖边上的区域,到东山、西山、绍兴、湖州、松江、南汇等等。我慢慢理解了,太湖流域是我国明清两代文人荟萃之地,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造就了文人的生活环境的形成,不仅家具,在绘画和其他器物类中都有体现。

我认为,中国古典家具分为三大块,第一类叫宫廷家具,第二类我称之为民间家具,第三类是文人家具。他们区分的界限不是那么明显。文人家具这一块大家都在谈,但是花的时间很少,怎么把文人家具最典型的特点体现出来?我认为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就是很典型的文人家具,这一块也是目前研究比较少的。前面已经有专家研究了黄花梨和紫檀,中期有很多北方的收藏家和经营者在研究北方家具,但是很少有人系统研究过南方家具。所以,我没有光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黄花梨和紫檀上,而是关注南方两个最特别的木种——榉木和楠木,它们是我们南方的本土木种。

从江南家具的发展史来看,江南家具不是因为有了黄花梨和紫檀才发展的,而是由于文人参与家具的设计和功能确立。根据历史记载,以前太湖流域很多几人合抱的椐(榉)树,但是到清末都被砍伐光了。我通过一条主线,就是以江南最典型的木种,以江南最典型的作品,来展示江南的家具这一块。这一块在研究方面史市场的空白点,大家都谈明式家具,但是没有把主题的内容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从数量方面来说,符合我六大条件的目前我一共收集了 300 件。另外,除了具备我所说的六大条件之外,还具有一定的稀有性,这样水平的大概有 150 件,已经基本囊括了所有品种、所有的系列。所有的资金投资,都是靠我的积累,以及卖掉公司的股权等。

这条路我走得很辛苦,也很孤独,很多人不理解。人家觉得我研究古家具,为什么不去买黄花梨、紫檀木?那样可以卖钱。我觉得我要做一件事,这件事首先我不排斥投资观念,但是我在整个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希望在这个门类有一点心得,对爱好者有些启发,基于这一点,我还是执着地在走。

记者 : 这些收藏品目前的市价你能否估算一下?

周纪文 :大概 3000 万元左右吧。

如果我用 1500 万元到 2000 万元的钱都投资黄花梨的话,我的受益更大,大概就会有 6000 多万了。但是我认为江南明式文人家具这一块确实很好,所以我想作一个东西出来给大家看,去认识它的好,它内在的东西,我相信最终我的受益不会比其他的差。

从去年开始,由于这样的缘故,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研究古家具的专家已经长期住在上海了,我们准备共同出本书,但是我不想泛泛而谈,很多目前的古典家具介绍都是常识性的,我要把明式家具发展史中比较重要的几个阶段分析出来,为什么会形成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它的时代背景、社会因素、文人参与的原因等都要做好。这位专家代表了国际市场的品位和学者专家的观点。去年 4 月份,德国有家博物馆也曾希望我能办一次国外巡展。目前来说我在市场上很低调,只有经营古家具的人知道我,但是收藏圈内很少人知道我,我要在国内先把工作做好、做踏实,再去国际上。

记者 : 你能否总结一下明式文人家具的特点是什么?

周纪文 :很多人在谈明式家具,它的核心的美学价值是什么?好在哪里?

最能体现明式家具涵义的是:第一,明式家具已经从实用性需要上升到把文人的观点、爱好都加注在实用性器物中,它的线条很简洁,但是在其中有蕴涵变化。一件椅子,单单上面的这条横梁,就有多少弧度,这个弧度在大小比例方面都有讲究,修理这些家具时,如果没有一个参考,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的话,没有一件是能超过原作的。这是一个整体的美感比例,是工匠和文人已经经过 150 年的不断修整。江南的家具有个制式,有个标准化,这和北方家具的随意性不同。

市场上只提到明式家具的简洁,其实,它简洁中还有变化,这种变化和宫廷家具的区别是,宫廷家具希望雕琢得比较繁琐,显示雍容华贵,明式文人家具最多只是一个线条或者一个水草纹点缀,或者背后有一个小的团龙,明式家具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选料,要有纹理,能对称,体现出材质本身的特点,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这样的家具给人的感觉是,它没有刻意在设计,而是很自然地融入在环境中,这是它的最高境界。而且,它在细节方面是最注重的,一个圆弧的打磨,也和北方家具不一样,一定是每个细节都打磨得很好。所以,江南文人家具最注重造型,北方家具相比就最欠缺细节方面的追求。

记者 : 明朝的文人书画达到了中国艺术的一个高峰,而明式家具恰恰和当时的书画艺术是结合在一起的 。

周纪文 :我也是从研究古书画开始才研究江南明式文人家具的,而不是只考虑买进多少钱,卖出多少钱。我收藏家具也有一个小窍门,我和这些古董商都有协议,因为我喜欢这类家具,那么,他们看到了打电话给我的话,我比通常的价格再多加 5 %,这样才保证他们一有好东西就会通知我。就这样,慢慢地,我和江南的古董商都建立了这样的朋友关系。

记者 : 你提到的那些地方,相比当初,现在已经是越来越难收藏到好的家具了。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收藏家,下一步的发展需要新的东西来充实你的藏品,那么接下去你将如何发展呢 ?

周纪文 :我去太湖流域体会文人生活环境,不是为了找当地的古董商,我会住上两三天为了感受环境,拜访民居,看看读建筑,了解一些典故。

这两年,我开始面临资源枯竭,古董商都在叫。徽州家具以大漆家具为主,比山西家具更有文人气,一旦其中有榉木家具出现,一定是最好的,而且一定是清初的。

我不可能收尽世上所有最好的东西,但是 90 %的最好的明式江南文人家具我都具备了。我目前要做的的就是把好的东西做一个市场展示,我希望爱好者们不要被古董商误导,他们不要再去走我走过的弯路。

随着市场资源的枯竭和价格的提升,我个人已经不能承担,压力也很大。

也有很多人向我建议,为什么不买像红木之类的硬木家具?但是,红木之类的硬木家具的品位怎么能和明式文人家具想比呢?这一路走来很多人不理解我,但是,我认定明式江南文人家具是中国家具的精华所在,木质材质确有好坏,但这不是决定家具好坏的主旨,材质只是使它有差价,更重要的还是设计、内涵和制作水准等。我的这些藏品拿出来,就是希望大家能有一种美的享受和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

也有来自家庭的压力,每年只要有富余的钱,我就会投入到家具收藏中,如果收藏些木料更好的家具,目前升值也远远高于榉木家具,凭借我在书画上的研究,我也可以去做些书画投资,但是我都没有去,本来我的生活可以很安逸,但我感觉自己年纪不大,很想做一件事情。

马未都

马未都,汉族,1955年3月22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荣城,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的创办人及现任馆长。

从1980年起,马未都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十余年里他以瘦马等为笔名发表小说、报告文学等上百篇,后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他从80年代开始收藏中国古代器物,至90年代,他的收藏已具规模,陶瓷、古家具、玉器文玩等藏品逾千件。

1992年他的《马说陶瓷》一书,被许多读者视为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接着他还写了《明清笔筒》等文物鉴赏、研究的专著和上百篇文物研究论文小品文章,在《收藏家》、《文物报》上发表,并参与编写《中国鼻烟壶珍赏》。马未都的另一部专著《中国古代门窗》已经于2002年面世,目前他又致力于关于中国古代家具艺术的研究和整理。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的建立是马未都多年的心愿。从1992年起,马未都便开始孕育这一计划并为之奔走,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1996年10月,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终于获准成立了。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最早坐落在北京古老的文化街琉璃厂,展出面积约400平方米,陈列以明清传世文物为主;除长年展出的古家具之外,还定期地策划组织专题展览,并举办文化交流讲座等活动。馆内的布置温馨而典雅,客厅、书房、卧室、茶室的布置,打破了人们成见里的冷冰冰的博物馆形象。整个馆内只有十多个玻璃展室,不断地更换着新的展览。

自1997年1月18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这里已举办了明末清初青花瓷器展、中国古代文房用具展、明清箱匣展、宋辽金元古瓷展、观复小品展、海上怀旧展、食之美器——康雍乾青花瓷盘展、锤錾工巧——中国古代金属工艺展、中国古代门窗展、中国古建筑门窗及陈设展等十多个展览。

1999年为配合世界建筑大会,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同建筑报合作,举办了中国古建筑门窗及陈设展,精美的展品和独特的展览设计给20万来自全世界的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瑞环主席在开幕时也参观了展览,并给予了高度评价。2003年10月应文化部要求,远赴巴黎展出中国古代门窗,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加卢佐·德维尔潘,文化部长让一·阿亚贡,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女士,油画家赵无极等各界要人均莅临参观,为之赞叹不已,当地的欧洲时报并以大幅文章报导展出盛况。

2000年伊始,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迁至朝内南小街,依然沿袭过去的展览方式和风格,力求将更好的展览展现给大家。馆内长年陈列中国古代传世精品文物,定期策划组织专题展览,举办文化交流讲座活动。2004年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改为理事会制,目前有理事15人,新馆迁至朝阳区大山子张万坟金南路18号,总占地6亩,展览区及会员活动区2,800平方米;其中书画馆 500平方米;古代家具馆450平方米;古代器物馆 350平方米。在2004年6月18日揭晓的“首届中国收藏年度排行榜”中,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入选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分别在杭州、厦门和山西建有分馆。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博物馆、西雅图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等海内外研究机构的专家同行曾专程前来交流切磋。王光英、铁木尔·达瓦买提、汪道涵、李铁映、龚心翰等国家政要曾经兴致盎然地参观过观复博物馆。另外,香港实业家李嘉诚、全国政协常委徐展堂,IBM、时代华纳、杜邦、摩根财团、美林财团、通用、诺基亚等大公司负责人,美国大使、英国大使、德国大使、瑞士大使、瑞典大使、意大利公使以及许多驻京外事机构的有关人士也成为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的座上嘉宾。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不仅填补了建国以来私立博物馆的空白,而且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生活》、《商务电视》等栏目专门报道了马未都的收藏经历。不但如此,人民政协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日报、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北京晚报、中国经济时报、文艺报、香港文汇报、中国收藏、中国文物报、香港大公报、珠宝首饰报、中华文化画报、中国税务报、精品购物指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香港卫视凤凰台、日本NHK等著名媒体还上百次地报道过马未都和他创办的这家小小的博物馆,以声援他的文化事业。北京晚报、中国文物报、珠宝首饰报、时代周报、精品购物指南均开立过介绍文物知识的马未都专栏连载系列。在马未都讲座上,总是座无虚席,一位难求,近年来先后应中外各单位邀请举办过许多讲座,如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杭州各界,美国丹佛博物馆等等。

为进一步支持文物收藏及研究工作,马未都还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国有)提供藏品常年借展,向中国印刷博物馆(国有)、北京市文物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捐赠了文物,并设立了观复文物优秀论文奖金。他还去欧洲、日本和美国,实地考察了以收藏中国文物著称的法国吉美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博物馆、出光美术馆、美国华盛顿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费城博物馆等,以汲取他人的经验。2001年4月,马未都还出席了香山科学会议第136次会议,同另33位专家(其中七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开展了关于科技考古的学术交流和探讨。

有关领导和海内外各界人士对马未都在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收藏祖国文物等方面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他在民间收藏领域起到了表率作用。马未都本人则表示,在博物馆及企业健康发展之际,他还将以积极的态度参政议政,为国家的文物保护和民间收藏事业进言献策。 (古典家具网)

马未都的古代家具世界

圈里人都知道马未都,他那传奇般的收藏经历,他第一个创建私人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的坎坷历程,他非凡的学术见解。头上的光环太多,人也容易失真,他对古代家具倾注的热情与心血就成了我们打开他内心世界的突破口。

笔者在采访他之前,不断阅读他的《中国古代门窗》,书很大,抱在手里沉甸甸的,很多人认为马未都是个言必谈艺术品值多少钱的商人,但笔者在字里行间读不到一丝“商人”的“铜臭味”,反而一派学术专著的大气与沉稳。马未都的自我诠释是:“开私人博物馆就是出钱办一件善事儿,算是收藏圈里的‘希望小学’了。真正想赚钱的人何必去办博物馆呢。”从这个意义讲,很多人并没有读懂马未都。

马未都连续两个近百字的短信给我们指明了如何前往他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张万坟金南路的艺术馆,甚至详细到了哪个路口不能转弯,前行多少米可以看见立交桥,路虽难走,但马未都的细心让笔者心里一热。在古意悠然、和煦祥宁的环境里,平头、小眼、大耳的马未都引领我们走进了他的家具世界。

“古代家具价钱涨得太快”

古代家具收藏不断升温的年头,也就近几年的事儿,掰开手指都能数得清。2004年北京翰海秋拍的明清家具专场,总成交额达到了4764.26万元,成交率为86%,一件清黄花梨雕云龙纹四件柜还拍到了1100万元。这是看得见的数据,而马未都说古代家具和其他器物不同,好的东西都是在私下交易的。数量如何,无法统计,想必也是惊人的。

在观复古典艺术馆里我们见到了无数精美珍贵的古代家具,紫檀厅、黄花梨厅、红木厅等让观者目不暇接。其中一件清乾隆御用的剔红山水紫檀大漆折屏,雕工精细而大气,上面有八仙祝寿的图案及剔红浮雕的唐伯虎山水画作,两边有篆书道德神仙,增荣益寿。还有一件极其珍贵的明万历苏作黄花梨百宝嵌龙纹罗汉床,龙图由绿松石、螺靛、红珊瑚、象牙精雕镶嵌而成,可见马未都“家底”的深厚。据该馆的工作人员介绍,馆藏的每一件家具器物都有着不凡的经历,有得自民间的,有来自古玩市场、文物商店的,更有花了大价钱从拍卖场上竞得的。

宝藏:为什么说好的古代家具多是私下交易的呢?

马未都:古代家具和其他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私下交易远大于拍卖成交。所以,拍卖会上古代家具的成交情况不好,不是说这个市场不好,而是家具本身不好。如果是好家具,价格一样不会低。

拍卖市场上古代家具是很少的,因为它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比如拍卖公司操作家具成本高,它占地太大,搬运也困难,那么大的柜子呀。个别拍卖会上的重头家具拍得不错,私下成交的话价钱也基本一致。

宝藏:古代家具的交易情况如何?

马未都:古代家具和其他古董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古代家具具有可使用性。买书画、陶瓷的可以4月买5月卖,但收藏家具的人一般不爱卖。这是因为古代家具可以使用,人们在主观上不愿意让它流动。我认识的几个藏家都是这样,除了家具,他们的书画、瓷器你想买都可以,家具则是你出多少钱都不卖的。

宝藏:古代家具市场现在如此火热,它是经过了怎样一个发展过程呢?

马未都:我收藏家具20多年了。70年代初时的家具最便宜了,它的价格你都不能想象。那时我认识一个部队上的人,他们的家具都是部队给发的,所以他一转业什么家具都没有,就买了全套的红木家具,一共才花了60块钱。到了80年代,一件红木方桌也就100多块钱,但黄花梨木、紫檀木的家具价钱更便宜,才60块钱左右。因为那时红木可以出口赚取外汇,有商业价值。而黄花梨、紫檀木不许出口,国内没人买,国外人也买不了。改革开放后,外国人开始来中国大量收购古代家具,那时国内的家具还是很便宜,一对上好的红木太师椅才七十块钱。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古代家具的价值,到1989年,红木椅子才400块钱一对。

古代家具价格上涨最初主要在国外,以前的外界消息不灵通,很多好家具在国内很便宜被外国人收走,他们在国外又以数倍的价钱出手。1995年开始到今天,经过10年的时间,国人逐渐认识到了古代家具的价值。1996年北京瀚海第一次拍家具,上拍8件我买了5件。本来想全买的,但怕别人说我是拍卖公司的“托”,所以只买了5件。其中只有一件的价格超过10万元,其它的价钱都是几万块。我当时买了一个特别好的红木桌,才2万块钱,到现在它的价格应该翻了不止10倍。
宝藏:您认为现在古代家具收藏热出现的原因在哪里?

马未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房子越来越大了,就出现大量居住面积空间闲置的问题。这是古家具流行的一个根本原因:住房条件的改善。过去最时兴的家具是组合柜,它特别实用,一点都不浪费一点空间,因为过去人的房子小,就一居室、两居室,组合柜可以把一面墙充分利用了起来。可现在就是白送你一组合柜,你也不会要了。

装饰功能大于实用功能,这是中国家具的一个特点。所以很多人房子一大,就需要中式家具了,因为西式家具就是实用而已。现在买家具的人主要看中的是室内陈设的需要,你要喜欢上了古家具,就不愿买新家具,看着没意思,没文化。新家具的文化要素基本上是归零的,只是具有使用功能,但过一两年潮流就会有变化,你的新家具就落伍了。能够使用一辈子的永远是老式家具,经典家具。好的老家具都是越使越有感情。这就是人们不是太愿意将自己的古代家具出手的原因。

宝藏:您怎么看待很多买家希望在拍卖行捡漏的心态?

马未都:在拍卖行买东西,多是雷,少有漏。收藏一定要端正态度,不要想着捡漏。我见过很多想捡漏的人,但没有一个成功的,你能买到一个公平价格的东西就很不错了。捡漏是捡观念上的漏,比如大家对这类东西不是太看好,你买了,隔些日子大家都看好,这东西价钱涨了,只能捡这种漏。现场左手买右手卖的大漏,基本没有了。

发现中国古代门窗

马未都不仅以其传奇的收藏经历引人著称,还因其卓有建树的学术成就在圈内打响了名号。从收集资料、形成思路到最后于2002年付梓出版的《中国古代民窗》耗费了马未都十余年的时间,为此,他数下江南,专程收集了用大量的古代门窗,再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用他的话讲,“算是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罗哲文先生在此书的序中讲到,“历代写园林的书,汗牛充栋,而论及门窗,常常一笔带过。宋人著《营造法式》,辟‘小木作’诸章,始有关于门窗制度、功限的专论。然而一千年过去了,未有一部关于门窗的专著问世。”而现在,我们有了。

《中国古代门窗》一书曾在2003年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一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可以想见,马未都对这本书、这个奖是非常重视的,奖状就放在他办公桌正对面的柜子上,一抬头就能看见,马未都心里美滋滋的。

宝藏:现在国内古代门窗的收藏情况如何?

马未都:门窗在收藏上存在不小的困难,因为古代门窗都很大,有的门板3米高,现在的楼才多高呀。我收的门窗主要用于展览,准备专门建一个门窗馆,用来展示古人生活的空间,它的价格一般也就一千多块钱。古代门窗的量很小,因为它成本很高,它的雕刻是偷不了懒,比如乔家大院就盖了一百多年,这些门窗制作很费时费力。

宝藏:据您的研究,中国古代门窗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马未都:古代人营造房屋,考虑到门窗的功能,实用为先。门为出入用,窗为通风用,起码通风功能要大于采光功能。先秦时期的建筑早已不复存在,但从文献上可以推测出其简陋程度,这时的门窗功能原始,料想没有任何装饰,甚至没有窗棂。大约到了汉代,才出现直棂窗,这可以从汉代出土的明器身上看到,汉时的窗上还不能裱糊纸张,虽然这时已经发明了纸,基本上是用绮来遮风透光。

汉代开始出现了直棂窗,这是中国建筑门窗的一大进步,。首先是可以增大窗的面积。窗如无遮挡,则房屋避风寒功能下降;窗如太大,关堵成为难题,直棂窗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

到了魏晋时期,直棂窗已相当普遍,当时很多住宅围墙上设有成排的直棂窗。文人的造园运动兴起,也使得门窗的社会功能复杂起来,它置身在景观和屋内的交界处,起到“隔”的作用。门窗开始具有了美学意义,但还不能成为审美的直接对象,只是审美的基础点和陪衬,并且直棂单片,工艺简单,强调实用。

隋唐至宋,建筑门窗日渐成熟。这时的建筑可直接分为大木作(构架)、小木作(装修)。小木作的独立,使得建筑艺术细腻化成为时尚追求。以《营造法式》刊图为准,当时的门窗装饰手段十分丰富,格心变化多样,腰华板雕刻成熟,只是格子门的布局较为单一。宋代的窗仍以直棂窗为主,花式窗兼有。在比例关系上,宋代的格子门宽而矮,明清以后的隔扇门窄而高。演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明清隔扇门较少装潢披窗,二是明清建筑隔扇门几乎装满建筑正面,片数多会使节奏感强并且容易分配。

明清时期的门窗无论官式建筑还是民宅,存世极多。这时的隔扇与槛窗工艺成熟,样式复杂,尤其是物阜人丰的江南建筑门窗,可以说质量比较好、文化特征强的门窗多来自浙江。格子门在明清时称为隔扇门,凡可开启或拆卸者可称为隔扇门。槛窗也叫隔扇窗,一般设置在槛墙上。
宝藏:明清时期的门窗由哪些构件组成?这些部分的称谓是什么?

马未都:明清时期门窗各部位的名称与宋代有所不同。一般由抹头、绦环板、格心、边梃、裙板等。

格心也叫菱花,早期外檐装饰的主要手段就是菱花形式,或叫格眼。格心样式不少,多是攒斗、攒插、插接、雕镂或两种以上的工艺手段相结合。

绦环板,俗称套环板,宋代叫腰华板,它不仅像宋代格门一般在门中部设置,而是上下都有。
裙板,宋代时称障水板,凡讲究的均作浮雕纹饰,大面积的浮雕与透光的格心产生了强烈对比,装饰效果可谓相得益彰。还有俗称是挡板的,仅指素板。

抹头的“抹”字这里是音变,读“骂”,宋代叫腰串,但腰串仅指中间部分的横木,而上下两头另有名字。明清所指凡门窗隔扇上的横木均称抹头,所以有六抹头、五抹头的说法。

一般门窗上都具备这些部分,也有特殊的隔扇,不设绦环板和裙板,完全以格心形式出现,从上到下皆透光。这类隔扇称之“落地明造”,优点是透光好,缺点是牢固性差。所以落地明造只出现在江南建筑中,北方寒冷风大,就没有出现。

宝藏:门窗一般用什么样的材料制作?

马未都:门窗不能用好材料,一般都用杉木,或者樟木、楠木。其实门窗对艺术的限制是很大的,一是硬木不能做,故宫那么多门窗也没哪个拿紫檀、黄花梨做,因为门窗自重大,硬木的伸缩性大,很容易裂。松木不能做门窗,因为松木出油。杉木的好处就是不变形少出油。好一点的门窗用樟木,樟木不生虫。个别用楠木,但楠木成本太高了。

宝藏:门窗在设计制作上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马未都:门窗最复杂之处在他必须是在平面上做文章,厚薄忽略不计的话,就是在二维空间展开,无论格门、槛窗,都需要一个完整框架,来支撑整个门或者窗的存在。设计门窗一定要先确定比例,这是非常重要的,房屋大小、功能需要、单体要求、牢固程度等都决定着门窗的比例结构。如一般外檐装修的隔窗要比内檐装修的隔窗厚重些,因为外檐要考虑安全,内檐则考虑装修。

宝藏:明清门窗的装饰特点是什么?

马未都:在门窗的装饰手法上,总体是趋向简单。明清隔扇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最有效部位上,按先后顺序依次为格心、绦环板、裙板;窗仅在格心和绦环板上做文章,框架以不醒目为基础,不饰雕工,这样一是经久耐用,二是中心突出,不喧宾夺主。

宝藏:格心的装饰手法有哪几种?

马未都:格心的设计首先要考虑采光,这就要求中空的比率必须适当。这样,手段主要有攒斗、攒插、插接、雕镂或几种工艺手段任意结合。

攒斗最为费时,要求最严格,它是一种以小木件攒合大面积整齐划一的图案,每个单元一致并相互咬斗成型。在攒斗过程中,若但见个体略有偏差,则装攒到最后,误差会极大,无法使格心成型。好处则是彻底消除了木材本身的应力,不论干湿,少有开裂变形的。

攒插也是以小攒大,不同在于它的榫卯不是在木件尽头,而是在木件中部凿出榫眼,与另一榫头相接。攒插工艺的单体较攒斗的要长些,也尺寸比一,看起来更加复杂,实际上克服了攒斗的技术难点,可以在攒拼的过程中不断修正,也更加牢靠灵活。所以多数格心都采取这种工艺。

插接较为偷手,它以长条木件为基本元素,完全摈除榫卯,而是以90°或60°槽口对接,以大攒小。他必须是单体同轴,无论如何变化,任何一点都可直接延伸到尽头,所以主体形式单调,而且容易变形。

雕镂是以整体取材,以减法施工。先锯掉不需之处,露出空间,再雕凿,将事先设计好的图案完成,产生类似剪纸的艺术效果,也叫透雕。有单面透雕、双面透雕两种。透雕工艺的最高境界在清代称为“大挖”,穿枝过梗,许多地方斜位透过,正面观而不透,故锯不可用,只能刀凿,所以这种工艺在门窗上极为罕见。但由于它是整板雕出,木材纤维竖向,横向切断后易开裂,扭翘变形现象也常有发生,雕镂格心又受限于不能太细,所以采光不佳。

宝藏:绦环板和裙板的装饰手法又是怎样的?

马未都:绦环板由于处在门窗的中下部,一般不允许透光,这是和格心最大的区别,所以只有用浮雕工艺来完成装饰,就是偶然出现透雕,也是我主人刻意而为的。裙板很多采用全素形式,因为绦环板位于近距离视觉中心,是装饰重点,光速裙板则为节省用工量,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种简约的风格。

浮雕是最常见的装饰手段,是指在平面的底子上,凸起所需纹饰或图案,表现力是非常强的。具体是先将施工面找平,然后用刀将不用的地方剔去,留下图案。他的安全性好,易保存,也不易受伤。

除此外,还有透雕、嵌雕、贴雕、线雕、圆雕等。嵌雕要用锯将纹饰镂刻好,然后在平面上按照纹饰轮廓挖出凹形槽,再将其硬性嵌入,然后修饰。嵌雕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分色做,如浅黄色的楠木嵌深紫色的紫檀,冷暖分明,效果就不错。

宝藏:古代门窗的纹饰图案有哪些种类?

马未都:古代门窗的文化内涵是通过门窗纹饰和图案来表现的,需要适应不同人的审美需求,也要顺应社会的流行时尚。主要有:

几何纹饰。凡用各种直线、曲线以及圆形、三角形、方形、菱形、梯形等,构成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纹样,都归在此类。它是门窗上最为主要的装饰手段了。它包括有最单纯的四方、六方、三角等形式,也有星光、风车等含有文学意义的形式,还有拐弯处圆润处理的俗称一根藤、扯不断的寓意吉祥的形式。它的长处在于规律性强,富于节奏韵律,大面积整齐划一的装饰,视觉冲击力强,尤其是窗扇、隔扇门单片较多时,尤其明显。

树木花卉。这是古代吉祥图案中常用到的,古人赋予花卉以文学生命,将花卉的内在品质和人文精神相结合,加以弘扬。如梅兰菊竹——四君子,松竹梅——岁寒三友等。

翎毛走兽。在绘画中,凡禽鸟统称翎毛,兽畜都叫走兽,也包括龙凤麒麟等神兽,鱼龟蛙及昆虫等。中国人独有的十二生肖,在门窗纹饰中也时有表现。

山水风景。明中叶之后,沈周为首的吴门画派;董其昌为首的松江画派;清初王石谷为首的虞山画派;王原祁为首的娄东画派,都在山水画上大做文章。这时的山水画气象万千,层峦叠嶂,是中国山水画最繁荣的时期。江门地区门窗上所饰的山水,不可避免受当时画派的影响,典型明清山水画的布局,在门窗浮雕板上均可找到。使用山水作门窗装饰的绝对是少数,因为山水画为文人较高层次的追求,而常人认为过雅而不悦其目,故而弃之。

人物神仙。有历史上的人物,宗教神话所创造的人物,也有无名无姓的普通百姓。八片门窗常选八仙人物,四片门窗常选渔樵耕读。

故事戏曲。明万历以后带插图刻板的话本小说普及流行,其中尤以安徽新安刻板为最,江浙门窗装饰部分的戏曲故事不可避免于刻板艺术产生联系,许多腰板和裙板上的戏曲故事情节完全和刻板有着相同的艺术效果。有如桃园结义、岳母刺字之类经过艺术加工的历史故事;有如游园惊梦、打渔杀家之类的文学创造;有如二十四孝、风尘三侠之类的民间传说。至于如钟馗捉鬼、嫦娥奔月之类的神怪题材更是深受喜爱。

博古杂宝。历朝历代在生活富足之后,都对先人的历史遗存感兴趣。青铜、古玉、陶瓷、竹木、珐琅、漆器等都是博古题材。另外有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及七珍暗八仙九章等,显得雅而不隔。

“古代家具首重材质”

马未都野心不小,《中国古代门窗》一书只是敲门砖,他还有一个庞大的设想,就是按照材质的划分写出一套古代家具的研究专著。马未都自言当初收古家具的时候,没有教材,全凭自己摸索,只有王世襄老师的书可资借鉴,但也不够全面。对现在出版的众多古代家具著述,马未都也认为多是学术雷同,相互之间没有本质区别。所以马未都的新书不是按照传统的类型如桌、椅、柜、凳之类划分,而是分紫檀木、黄花梨木、红木等。他相信自己的书出版后在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能够超越,“我会谈大量鉴定的内容,结合我多年的收藏经验,这本书就有些类似家具宝典了,你买回去,再动动脑子加以分析,应该会有所收益。”

宝藏:为什么古代家具的材质最重要?

马未都:在中国人心目中,材料是第一位的,外国人买了件东西,会告诉别人说我买了一对椅子,但中国人先说我买的是黄花梨的,然后才说我买的椅子。生活中到处是这样的例子,比如女人买衣服,首先问是什么料子的,一定要纯毛、纯棉的,一听说是混纺就立码不要了。比如黄金,以前18K金是卖不掉的,因为中国人认为他不纯,掺假。可见中国人对材质的重视。

宝藏:中国古代家具的材质只要有哪几种?

马未都:中国古代家具以材质论可以分硬木和软木两大类。明中叶之后,由于木工工具的改进(尤其是刨子的出现),使加工硬木家具成为可能。所谓硬木主要有紫檀、黄花梨、鸡翅木、铁力、乌木、红木、花梨等;软木家具有楠木、榉木、榆木、柏木、樟木、核桃木等。

宝藏:紫檀木为何如此珍贵?

马未都:毫无疑问,紫檀木是如今古家具中最昂贵的了。清以前,紫檀家具几乎为宫廷所垄断。据史载,紫檀的价格为楠木的20倍。紫檀价高不下的原因一是由于紫檀生长缓慢,树干又弯弯曲曲,加上“十檀九空”——稍粗大点的紫檀料中心一定是空的,因此紫檀木料极为少见。而且紫檀非常重,比重几乎是水的两倍。但紫檀物理性能极佳,内应力小,在恶劣条件下也极少变形。他抚摸似坚硬不可摧,但纤维细腻,胶合优良,施工时利于走刀不崩不阻,横截面也可雕刻。所以中国古代家具中雕工最细腻的一定是紫檀。

宝藏:紫檀木有很多种,如何辨别鉴定,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马未都:宫廷所用的极品紫檀被收藏界叫做“金星紫檀”。金星紫檀色泽深紫,纹理密布,细如牛毛,经过打磨后可以看见闪烁发光的“金星”,是由木质本身所含的金黄色纤维所致。金星紫檀辨别困难,是因为许多家具年代久远,保存不当,表面附着了一层厚厚的“包浆”,掩盖了“金星”,所多道行不深者就难下结论。所以辨别金星紫檀关键看雕工,一般以雕工细腻,具宫廷味道为其特色。

还有一种鸡血紫檀,他没有牛毛纹和“金星”,但有大面积的呈条状的黑红相间的色斑。鸡血紫檀极难辨识,很多人将它错认为红木,是捡漏的好机会。鸡血紫檀料性逊于金星紫檀,雕工的柔韧度也差,但纹理却更加清晰。很重要的一点是紫檀无大料,多以小料拼接,如果做工考究,雕工精美而材料细碎的一般都是紫檀。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还有一种民国紫檀,它的主色调是以黑略带灰黄,远观色黑不紫,近观则略闪灰黄色,它性脆,所以光素多过雕工。这类家具存量非常大,由于民国紫檀不再为宫廷工匠所做,显得俗气、夸张而不含蓄,为强调紫檀而故作姿态,也容易辨识。

还有一种花梨紫檀,也可勉强归为紫檀木。其出现时间与民国紫檀甚至更晚一些,是商人们狗尾续貂的替代品,纹理粗糙,无丝质感,给人以染色感觉强烈。

宝藏:黄花梨木的特性如何?

马未都:黄花梨木是制作家具最优良的木材,它具有一种其它木种没有的木性,使它不易开裂,不易变形,易于造型,易于雕刻等众多优点。在名贵木材中,黄花梨家具比紫檀家具存世量大,品种也多。

黄花梨并不是一种树的名称,而仅是约定俗成的对某一类木材的统称。以肉眼看,黄花梨因色泽深浅不同能够约分两类,浅色的多见于北方,光泽度强,分量较轻,纹理清晰流畅;深色的黄花梨油性大,光泽弱,分量轻,纹理也不清晰,多见于民间。

黄花梨木质极稳,是它最出众的地方。辨认黄花梨木主要从造型上看,明式黄花梨家具的魅力体现在简洁的文人风范上,满是雕工的只属孤例。到了清代,有明式重结构少装饰的一路,也有重装饰轻结构的一路,很多我们以为是明代的黄花梨家具,其实多是清代的,仅仅是明式而已。清朝前期从康熙到乾隆的一百多年才使黄花梨的黄金时代。

宝藏:很多木材都可归入红木,请问到底什么是红木?

马未都:不少人认为,紫檀、黄花梨甚至包括铁力、鸡翅木等优质硬木家具,都可称作红木家具。因为它们都较普通木材重,颜色也深,多少带些红色。

真正的红木家具其实出现很晚,在清乾嘉时期后才流行起来。因为黄花梨和紫檀作为珍贵木材,到了清中期以后已经逐渐告罄,人们不得不寻找替代品。红木开始大量从南洋进口。红木品质高贵,且价格比黄花梨、紫檀还便宜,使它迅速占领了市场,红木成了硬木的代名词。

宝藏:对于红木,我们如何鉴别?

马未都:红木植物学上属豆科,木料剖开后酸味,较刺鼻,所以红木在南方又成为酸枝。从分量上看,红木重于黄花梨木、鸡翅木,轻于紫檀木。红木纹理变换多样,有纹理近黄花梨不易区分,色泽近紫檀的可以假乱真。红木硬度高,性脆,不宜于精雕细刻。在制作前红木如果没有经过干燥,不过多久,就会开裂。这样,在样式上,红木就必然与黄花梨、紫檀有一定区别,红木稳定性差,红木的圆笔筒就几乎从未有过,因为用红木旋出一个圆形,它就会马上变形成椭圆。
红木可分老红木与新红木。老红木是主流,这种老红木色泽油红,纹理清晰,硬度高而光泽好。包浆好的家具,颇有黄花梨的风格。观察细部,可看见类似刮净鱼鳞的鱼身纹理,成为鱼皮纹。如果一件老家具上有大面积的鱼皮纹,当属红木。

新红木是相对于老红木而言的,作为替代品,新红木有老红木的基本外观,只是肉眼看,表面略显粗糙,颜色也较老红木淡些。新红木的家具样式往往都晚,晚清至民国最多。 (宝藏)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内景

叶承耀的明式家具收藏

叶承耀的明式家具收藏,赶上了资本主义给他创造的机缘巧合,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香港买手在全球范围内搜罗真品以求获取利润,市面上的明式家具多式多样,价格合理。香港还是全球的黄花梨家具交易中心。

淡水湾的坡道上,一辆橙色的敞篷MiniCooper出现在视野中,当它驶近时,挡风玻璃后驾驶座上的人的一头华发若隐若现。在半山腰这幢高档公寓,邻居称呼他为叶医生,这是叶承耀最早获得社会认知的身份,而真正令他名满香江的则是他的古董家具收藏。

2003年9月,纽约佳士得举行了一场大型明式家具拍卖会,68件拍品全部来自叶承耀的珍藏,最后拍出40件藏品,拍卖成交总额约为2262万港元。其中成交最高的3件家具分别以200多万港元拍出,包括明黄花梨三屏风独板龙纹围子罗汉床、明黄花梨灵芝纹衣架和明黄花梨两卷角牙琴桌。然而4年后,一提起这场拍卖,叶承耀心中便升起无限遗憾。

进入“敏求精舍”

叶承耀祖籍福建,他的名字按辈分来自祖先叶光大所写的一副对联中的一句:“光明正大承家法。”爷爷是上个世纪初最早来香港的一批移民,后来成为一个殷实商人,曾经拥有九龙弥敦道几乎整条街的房子,但家道逐渐中落,叶承耀记得到50年代末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正赶上家族分家产,每人只分得几万港币。叶承耀后来通过优良的教育和后天努力在社会地位上晋阶,在香港大学念到三年级时,考入伦敦大学医学院,在伦敦和美国行医几年后,又去哈佛念到医学博士。

1965年,32岁的叶承耀回到香港开了私人诊所。几年后,手中有了闲钱,就跟着两个叔父玩收藏。他的五叔父收藏古玉,七叔父收藏瓷器,1971年五叔父过世时,把收藏的古玉和书斋号“攻玉山房”一并传给了他,不久后,叶承耀成为“敏求精舍”的会员。

“敏求精舍”是香港的一个文物收藏家组织,是成立于1960年的民间社团,全部由男性商界或其他行业精英组成。吸纳会员的标准以入会门槛高、会员少而精著称。据叶承耀介绍,现有会员40多名,最小的30多岁,年龄最大应该是93岁的实业家利荣森,他的收藏范围从字画到古玉、青铜器等。重要成员还包括,来自上海做暖水壶生意的范甲;以收藏鼻烟壶为主的皮肤科名医邓仲安,以及已故的罗桂祥博士,以经营维他奶起家、70年代苏富比登陆香港时,罗已是重要买家。“敏求精舍”有私人会所,每月定期午餐,交流心得、鉴赏文物,经常在世界范围内做展览,而展览的水准甚为业内人士重视。

“前几年,故宫博物院庆祝75周年,我们庆祝40周年,办大型展览,自己印目录,这样的图鉴和书已经有50多本了。”叶承耀说,他曾经担任过两届“敏求精舍”的主席,最早的主席胡惠春(仁牧)先生是瓷器收藏大家,对陶瓷器有非常广博的知识,他的藏品有不少是他从上海南下香港时带来的。

三四十年代,上海曾经是中国艺术品主要的收藏重地,当时的知名收藏家吴湖帆、钱镜塘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只能通过在香港的熟人把收藏一一拿出来出售,时势将香港地区造成中国艺术品收藏界的重要集散地。而从上海过来的收藏大家胡仁牧、仇焱之这些人几乎影响了近40年的香港艺术收藏走向。“胡仁牧先生是银行家,他常常拿着金条在世界各地买古董,挑选和保护都非常讲究,租飞机运回来。”叶承耀说,“他对瓷器懂得相当透彻,当时觉得上海人比我们这些广东人有文化。”上海收藏家的品位如细雨润物般影响着香港收藏市场,自1973年起,苏富比拍卖行常常举行瓷器拍卖,又扩展了可供购买的古玩的范围,种类几乎月月不同,叶承耀最早的收藏也是从瓷器开始。

在70年代,“敏求精舍”成员是最活跃的一批中国古玩收藏家。香港地区的藏家数目一向很多,其中也不乏外国人的参与,瓷器收藏的价格居高不下。此时,尽管叶承耀已是皮肤科名医,但财力仍远比不上银行家或者有家族财团支持的收藏家,于是将收藏的重点集中在当时售价相对便宜的字画。2005年,北京嘉德拍卖会为叶承耀的92件古代和近现代书画设办专场,其中一件3米长的黄宾虹《山川卧游图》是他于1980年购得,最后以638万元人民币刷新黄宾虹个人书画作品拍卖最高纪录。

1985年,叶承耀看到香港三联书店发行的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立刻对这类收藏感了兴趣,并且迅速地从无到有——他大部分藏品购于其后的两年,成了世界上拥有明式家具最多的藏家,即使在纽约拍卖会后,他手中仍有百余件藏品。

专注明式家具收藏

从客厅,可以俯瞰光辉闪耀的浅水湾,窗帘挡住了从海湾反射过来的光线。客厅里,摆放着一张乾隆年间的宫廷用双龙捧寿描金紫檀长桌,繁复的雕琢带着洛可可风格的影响,一对明代的黄花梨缩背玫瑰椅,乌木的架格是他从菲力浦·德·巴盖(PhilippeDeBacker)手中买下来的,去年它刚参加过这个比利时收藏家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明代家具收藏展,一张清末民初的七巧桌,由7个大小不同的三角形桌子组成,可以任意摆放组合。这都是叶承耀最新的收藏,其他大部分的收藏品,储存在一个恒温恒湿的有专人看管的仓库里。

当年王世襄先生收藏明式家具时候,有一种时代造成的机缘巧合。60年左右,明代家具都集中在北京一个叫鲁班馆的地方,最好的家具拆开卖掉,他看着着急,天天去,以买木头的价钱淘了很多家具回来。而叶承耀的明式家具收藏,也赶上了资本主义给他创造的机缘巧合:“我买家具时正赶上明式家具收藏的黄金期。”叶承耀说,“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香港地区买手在全球范围内搜罗真品以求获取利润,市面上的明式家具多式多样,价格合理。香港地区还是全球的黄花梨家具交易中心,我就在这些家具尚未流向世界时,抢先一步把它购到手。”叶承耀的收藏大部分是从香港有“黄花梨皇后”之称的伍嘉恩女士手中购得。伍嘉恩是明式家具交易的行家,她在中环的家具店GraceWuBruce是家具博物馆专家、收藏行家来香港必到之处,后来得王世襄题起的中文名“嘉木堂”,去年菲力浦·德·巴盖在故宫的展览,也是由伍嘉恩一手安排。

另外一个收藏的途径,则得益于叶承耀在世界各地的游历。他很喜欢的一件紫檀雕花炕桌是从美国新墨西哥州购得的。“原来的主人上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中国居住,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带回来的几件家具拿出来,在当地拍卖,价格不高,我看上是觉得小桌子制作得十分精良,后来才知道这个炕桌是一对,另一只在故宫。”还有一次,叶承耀在美国联系展览事宜,去了西雅图,西雅图博物馆的女馆长刚从耶鲁大学过来上任。“我去之前,刚有一位先生去联系做一个小的文物展,是关于文房书斋用品的,收藏家许诺,如果展览做成了,就把一张明式琴凳送给博物馆做收藏。后来博物馆还是决定不做那个展览,做瓷器,把凳子还给了他。那个收藏家就很生气,我从他手里买下了那张琴凳,扛回香港。那个女馆长后来嫁给了比尔·盖茨的爸爸,你看,她不要我们的老木头,她要比尔·盖茨的爸爸。”

有一年,叶承耀听说一张稀世的琴桌到港,但始终没见到实物,也不知道被谁买走了,过了几年,他去伦敦,在一家古董店里看到了这张琴桌,马上买了下来。“老板说我买东西可真快,我当然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可惜的是,后来在纽约被拍走了。”一提到那场拍卖会,叶承耀的眼神就暗淡下来,“不过还好啦,听说是被一个香港收藏家买走了。”叶承耀说他进入老年后,心里没有安全感,想多存点钱养老。可能多少还受了他加入“敏求精舍”时的主席胡仁牧的影响,去世前几年,胡先生把许多收藏捐给了政府的博物馆,经常把《道德经》里的一句话挂在嘴边“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但叶承耀却发现自己并不能那么洒脱,有时像想念老朋友一样想念那些家具。

叶承耀现在仍然会从拍卖会购买喜爱的藏品,比如那张宫里的长桌,是从纽约拍回来的。“以前没有拍卖会,一件20万元的东西,几个月后涨几万都是正常,但现在有拍卖会,你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一下拍到100万元,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你买不买?”刚开始,他曾经很集中地收藏明黄花梨家具,因为觉得“简洁清雅、纹色漂亮”,至于一些明式家具收藏家不感兴趣的清式家具,他则从精雕细琢的极品中找到收藏的趣味。“我收藏的一个出发点,是尽量全。整个明朝系列桌椅床凳都收藏齐了,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叶承耀说,“早前我去欧洲,看一位老先生的收藏,都挺好的,唯独没有床。他说家里不够大,太太不准买床。我就觉得好笑,没有地方放,可以放在仓库啊。王世襄家里被家具堆满了,夫妇俩睡在一个明式柜子里,那是大收藏家。”

叶承耀觉得做展览是比放在仓库里更好的“保管”,因为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文化的精粹。他的第一个家具展在香港大学举办,后来参加“敏求精舍”的群展,他的家具去过美国、欧洲,今年11月,他将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家具展。另外一种“保管”是出借,因为和董建华夫人的弟弟熟识,他曾经把家具出借给特首府。现在,仍然有50多件家具放在澳门东亚运动会的贵宾厅。

平日里,叶承耀阅读的报刊书籍以英文为主,收藏图录上,他对古董家具的研究心得也是用英文写的,他希望能碰到懂古董家具的人来翻译。他提到,明式家具在中国还被很多人当作实用艺术的时候,外国人已经把它看做是消失的艺术。他很喜欢吴冠中有次在西方参观博物馆时说的一句话:“在这里放一个名师的椅子,不会不合适。”“我有段时间想写明式家具的历史,用功了3年,我觉得还是找人写比较好。”叶承耀说,他找到中国佛学院的考古专家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人写了早期家具研究的书,从商州到元代,后来又找朱家写明清家具的书,但朱先生去世了,书就没弄完,“我希望今年11月做展览的时候,我的图录可以和这本书一起出来”。(文/苌苌 《三联生活周刊》 )

伍嘉恩

伍嘉恩英文名Grace Wu Bruce, 被人称为“黄花梨皇后”。 伍嘉恩自1997年创办香港《嘉木堂》,1998年再创立伦敦《嘉木堂》,伍嘉恩从喜欢收藏黄花梨家具开始,现在转变成一位举世瞩目的专业行家。她坚持的“明朝家具有如雕塑艺术品,只有透过纯白空间才能显现出它的美”,现已成为古家具业者奉行的「伍嘉恩——明朝家具现代空间陈设美学」。

年轻时伍嘉恩在欧、美、加求学,1970年代开始收藏中国明朝家具,1981年回到香港,1987年在中环毕打行一楼创办Grace Wu Bruce,正式从收藏家跨度到职业行家。起初她只做博物馆、行家生意,不喜欢与不知明朝家具好坏的人打交道,只愿意和明朝家具追求者交流。结果资深收藏家接踵而来,伦敦知名骨董商Eskenazi过去伍嘉恩是他的客户,现在回过头来要她让家具给他,原因是香港紧临古家具货源地中国大陆,拥有地利之便,伍嘉恩比欧美骨董商更能得到资讯和货源。她的店自然成了欧美博物馆专家、行家来香港必到之处,除此香港本地也慢慢出现喜欢明朝家具的收藏家,如叶承耀医师等。

正因为伍嘉恩对明朝家具的专业,她在香港的店成了经营明朝家具的象征。在中环毕打行,为让这些家具看起来像雕塑艺术品,表现出明朝家具的线条、比例之美,伍嘉恩把展出的明朝家具都放置在台座上,展示空间也全部漆成白色,放在纯白空间、台座上的家具,看起来有如雕塑艺术品,而不单只是用具,这对当时欧美、亚洲、甚至全世界的中国古家具爱好者,是新的体验与惊讶。因此伍嘉恩在香港中环毕打行创办Grace Wu Bruce首展立刻吸引全世界中国古家具爱好者目光,让中国明朝家具地位从实用性提升到艺术品的陈设品味。

1994年嘉木堂搬到了新址,在中环靠近荷里活道的亚毕诺道三号环贸中心701室。这是一幢商业大楼,新址位于七楼,为让新址能呈现明代家具之美,她营造了一个有如庭园般的明代家具空间。入口有石板间道,纯白仍是她坚持的,在伦敦、新加坡、香港博览会见过的现代苏州庭园移到了新址。迎面而来,王世襄所写《嘉木堂》三个书法大字正挂在墙上。过去伍嘉恩经营的家具店,只有英文名Grace Wu Bruce,没有中文名,王世襄就以伍嘉恩喜欢木制古家具,为她取了《嘉木堂》,从此伍嘉恩的店有了中文名。

1998年伍嘉恩更在伦敦设立伦敦《嘉木堂》,一如香港《嘉木堂》的空间规划,伦敦《嘉木堂》也是纯白的展示空间,从1987年创立香港《嘉木堂》、1998年创立伦敦《嘉木堂》至今,伍嘉恩共为中国明朝家具举办过二十八次展览,相信比全中国的类似展览次数还要多,这二十八次展览为中国明朝家具从只是用具,变化成艺术雕塑品的观念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2002年伍嘉恩对中国文房清供感兴趣,并与《翦淞阁》、《泥留斋》两位收藏家在10、11月分别在香港、伦敦举办展览,这两位展览的专业与鉴赏能力,让伍嘉恩《嘉木堂》顺利打入了清供经营项目,从此在项目上占有一席之地。 (大众收藏)

Curtis Evarts 柯惕思

As curator of the Museum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1990-1996, Curtis Evarts was intimately involv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hinese hardwood furniture collections. As contributing editor to the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 1990-1994, his research probed many technical areas of Chinese furniture.
His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since have continued to provide a consistent source of nourishment for the field. His numerous publications and lectures are listed below.

Curtis Evarts also offers guidance to beginning and seasoned collectors. His services also include authentication and appraisal. Please contact him for further inquiry.

柯惕思(中文名拜受于北京王世襄先生, 意含 "清晰思辨")目前旅居上海, 独立从事中国古董家具领域的研究和顾问工作。

任职于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长(1990-1996)期间 , 柯惕思密切参与策划世上最大的中国古典硬木家具收藏之一。

身为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协会期刊”编辑(1990-1994) 的期间, 他深入不少中国家具技术层面的议题研究和论文报告. 与莎拉韩德尔博士, 安思远先生, 王世襄先生等人互相切磋, 共同为中国古典家具的文化和艺术传承效棉薄之力。

1997年, 他决定迁移到台北, 继续他个人独立研究和著作, 凭着个人的爱好和热诚, 以一己之力持续不断地提供滋养的资源灌溉中国古典家具园地. 在台六年期间, 有幸协助国立历史博物馆顾问策划台湾有史以来首次明清古典家具收藏展-风华再现, 掀起岛内外爱好者的交流热潮, 也起到中国文化教育熏陶的作用。

柯先生与世界各地收藏中国古董家具的博物馆, 国内外私人收藏家, 学者, 行家和国际拍卖行(苏富比和嘉士得)多有接触交流及顾问, 再加上自己勤奋考据国内外史料和探访实物, 累积深厚的经验和资讯, 除了著书写专刊, 演讲, 认证, 鉴定, 也默默耕耘他一手创立的国际性中国古典家具网站 http://www.chinese-furniture.com/, 以学术交流和文化艺术熏陶为主, 商务服务为辅。

陈梦家

陈梦家 (1911~1966)

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浙江省上虞县人。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学习法律、古文字学等。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同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等。

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他对甲骨文、殷周铜器铭文、汉简和古代文献的综合研究方面。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一开始比较注重文字的分析和寻求卜辞中的礼俗。后从青铜器断代研究中得到启示,从断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辞。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为《殷墟卜辞总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该书是甲骨学史上少见的较早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著作。全书70多万字,共分20章。

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看,其中的“文字”“文法”两章最为重要。在“文字”一章中,他概述了以前诸甲骨学家对甲骨文的考释方法,同时他还对汉字的起源及构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并密切联系汉语特点开查汉字的构造。在“文法”一章中,他提出卜辞是研究中国语法史的最早材料,可以从中开始寻求汉语语法发展的规律。该书对研究古代史地、语言文字和考古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他在铜器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年~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其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各类铜器98件。每件都记录了全篇铭文的释文,并加以详尽的诠释,有的甚至史逐字逐句地讨论。所以其中包括许多考释文字、词语,探求语法规则及语义的资料。这对研究上古汉语及汉语史很有参考价值。

他对汉简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和《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两本书中。此外他还有专著:《老子今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第一集》(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1946年)、《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论文:《释底渔》(《考古社社刊》1936年第4期)、《释“国”“文”》(《国文月刊》1941年第11期)、《关于上古音系的讨论》(《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蔡器三记》(《考古》1963年第3期)等等,以及一些已经整理出版和一些将要整理出版的遗作,如《西周铜器断代》的后半部等。 (国学网)

陈梦家传略



诗人陈梦家,笔名漫哉,1911年4月16日出生于南京西城的一所神学院中。祖籍浙江上虞县。父亲陈金镛曾长期任上海广学会编辑,时年已四十。他曾亲自创办了南京的这所神学院,并任“提调”(院长)之职,是一位忠厚纯朴的长者。陈梦家的童年是在非常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度过的,在他的世界观与艺术个性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陈梦家自幼在那种多子女的家庭扭转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系由他在南京汇文女中任教的三姊陈郇磐抚养成人。他自幼喜读古诗,尤其是唐诗,并长期在教会学校学习。五岁到南京四根杆子礼拜堂附设的小学读书。八岁那年,父亲遭仇敌诬陷,被赶离了神学院,举家迁居上海,他改进圣保罗小学。

1920年春,他随其三姊回南京,第二年升入中学。颠簸在社会风浪中的上层知识分子小康家庭的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教会学校中欧美文化的教育,造就是陈梦家充满矛盾的思想、气质与个性。

1927年夏,他高中尚未毕业,就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法律系。这时他正做着一个十六岁少年的天真的梦。他是这样描绘他当时的生活的,作为这些梦之花的结果的,则是一些自由体的小诗。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闻一多与徐志摩。从此,他的生活道路已注定与这两位老师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闻一多1927年秋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文学,陈梦家常去听课。闻先生讲授的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与诗歌格律化理论深深打动了这位少年诗人的心。闻一多对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尤为器重,曾屡次对朋友称道,师生结下了终生之谊。1928年起,陈梦家在创作中“开始以格律束缚自己”,这些诗“有个相似的外貌:它们都属于一个节奏,它们都切划得一般整齐。”(《〈梦家存诗〉自序》) 1928年秋,闻一多离开中央大学。次年,徐志摩应中央大学校长
张君谋之聘,任外文系教授,讲授欧美诗歌。陈梦家的才华得到徐志摩的赏识,诗作《那一晚》由徐志摩推荐,以“陈漫哉”的笔名揭载于《新月》月刊2卷8号上,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作品。陈梦家当时的创作,受徐志摩那种用“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茅盾:《徐志摩论》)的诗风影响甚深,也有一些诗是模仿闻一多的(如《葬歌》模仿《也许》)。他的诗虽兼具闻诗格律谨严与徐诗轻俏流丽之长,但当时他艺术修养上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的造诣,思想意识上一时也缺乏闻一多那种对祖国的强烈政治责任感,“所作却都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声音”(《〈玮德诗文集〉跋》),给人以轻渺、空疏之感。

1929年夏,安徽桐城人、方苞后裔方纬德进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与陈梦家结为诗友。1930年前后,以他们为核心,集合了一批青年诗人。同时,陈梦家的同学梁镇、沈祖牟等人也由徐志摩推荐,常在《新月》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南京诗人群的形成,成为后期新月诗派的先声。

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年1月,年仅十九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卷7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宣告了指导他诗歌创作的完整的艺术主张。

首先,他认为诗就其本质来说,“是美的文学”,即“诗应当是可以观赏的歌咏的思味的文学”,因此,“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

其次,他将诗的成分,“简要的可从其性质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韵律,”“一是内在的精神,就是诗感。”在诗的形式上,他主张“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便因美观的格式与和谐的音韵所生出的美感,衬托‘诗的灵魂’。”同时他又指出:“诗的灵魂--就是诗的精神——应当较之外形的修饰更其切要。”诗在内容上“不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与感慨,更其要有哲学意味。”

最后,在风格上,突出地强调“诗,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韵,自然的感情”,要“哲学意味溶化在诗里。”

陈梦家的新诗理论,纠正了前期新月诗派偏于强调形式因素的倾向;承认“诗感的来临是因于内心接受外物印象的击应”;在诗美学与新诗艺术规律上,继承了前期新月诗派“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主张,并作了更为深入有益的探讨。但他在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即创作目的与创作动力问题上,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较之前期新月诗派用诗歌艺术表现“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徐志摩:《〈诗刊〉并言》)的认识大大后退了一步。陈梦家的这种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显然是与他的老师徐志摩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

大革命失败后,在思想与创作上,徐志摩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单纯信仰”的追求而“流入怀疑的颓废。”(徐志摩:《〈猛虎集〉自序》)虽然他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统治有所不满,却同时又借口“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归附功利”(徐志摩:《〈新月〉的态度》),写下如《西窗》这样的攻击革命文学运动的诗歌。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十年内战时期政治立场的反映。陈梦家当时身为徐志摩的入室弟子,与徐氏时相过从,头脑中不免打下徐志摩思想的印记,所以他跟在徐志摩后面亦步亦趋地宣传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攻击“所谓革命的新诗是变为无次序的无音韵的杂乱的烦嚣的呼声”(陈梦家:《诗的装饰和灵魂》),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的。

然而,三十年代初,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身居于深墙大院高等学府内的陈梦家面前,也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0年初,陈梦家写下《秦淮河的鬼哭》一诗,描绘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恐怖阴森的画面。诗人蛰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心驱使他怀着“一束隐忧”从“年青人的颓废病”中回眸视悲惨的现实人生。然而,他的教养、他所生活着的社会圈又常常使他没有勇气去进一步正视这个丑恶的、凄凉的社会。他不得不“再去做梦”,在诗苑里“幻想”和“
徘徊”(见《五月》)。陈梦家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期新月诗派中一大批中上层小资产阶级诗人思想倾向的代表。

1931年是陈梦家文学活动最为繁忙的一年。早在1930年初夏,他就与方令孺、方纬德商议,拟继当年《晨报副刊》的《诗刊》后,再办一个《诗刊》。是年的7、8月间,因父亲患病,陈梦家来到上海,把南京诗人的建议告诉了徐志摩,得到赞同。徐志摩立即发信征稿,与陈梦家筹备《诗刊》。1930年冬《新月》3卷之号刊出《诗刊》广告,宣布“我们几个《诗刊》的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担负实际编辑工作的《诗刊》季刊在上海以“诗社”名义出版,撰稿人除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前期新月诗人和南京诗人群成员外,还有林徽音、卞之琳、孙毓棠、曹葆华等新加入的北京青年诗人,标志后期新月诗派的正式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年龄还不到二十岁的陈梦家已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

同月,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很快销售一空。不少杂志发表了书评,连广东汕头一家不太知名的刊物《滨海文艺》都发表了专论,使陈梦家的诗名大噪。1931年7月,《梦家诗集》增选后再版发行。

这一时期,陈梦家还曾创作过一些散文与小说。他所作的中篇小说《不开花的春天》,1931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小说用书信的形式叙述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曲折地反映了陈梦家苦闷的内心世界。

1931年夏,陈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获得律师执照,从南京小营移住市郊兰家庄。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住天通庵,负责编选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诗选》。陈梦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选出前、后期新月诗派主要诗人的代表作共十八家八十首,把这些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思想倾向的诗人在艺术流派的体系上联系起来。他在这部诗选集的《序言》中,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了新月诗派的艺术理论,指出新诗十多年来的成绩犹如长江的涓涓的水源,尚“在山涧里悄悄走着生命无穷的路”,而新月诗派“自己相信只是山涧中一支小小的水”,在“忍耐的开辟新的路子。”并表示“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态度的严正又是我们共同的信心。”他的这些理论主张未出徐志摩艺术思想的巢臼。

1931年9月,徐志摩将《诗刊》交予陈梦家主编。11月19日,这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诗哲”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触山坠机身亡,导师的临终遗言与悲剧性的命运引起陈梦家内心的震动和深沉的思索。他在徐志摩逝世后的第四天,创作了新诗《致一伤感者》,批判了感伤主义的思想情绪:伤感在穷人是一件奢侈的事,/快乐在人手上,也在人心上。/--世界不全是坏的。
不久,陈梦家在其主编的《诗刊》第4期《叙语》中对后期新月诗派创作的“题材走到今天太狭隘了”的现象深为不满,表示“很想把新诗的内容更要扩大”。这一些,预示了他创作思想转变的信息。



1932年1月,陈梦家编完了老师徐志摩的遗稿《云游》集,整理了自己19丑年夏季后的诗稿,结集为《铁马集》,便毅然停办了后期新月诗派的刊物《诗刊》,结束了交织着迷惆与痛苦的学生时代。正当陈梦家规划自己未来生活的时候,“一·二八”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战争的第二天,他即与同学刘启122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陈梦家等人随122旅旅部自南翔经刘行、嘉定、杨行、顾家宅、真如、大场一线向蕴藻滨前线挺进。

2月1日军队进驻南翔镇时,陈梦家在车站伫立三天三夜,目睹无家可归的妇孺老幼在雨雪中踉跄行走,沪宁线上的难民行列婉蜒长达数十里。他心如刀绞,写下《哀息》一诗,发出“谁教我们这样的?”的责问。2月13日,部队在季家桥与日寇雪中大战。122旅第5、6团任前锋,与敌寇肉搏终日。陈梦家等亲临火线,抢救伤员。他看到勇敢的中国士兵们在弹雨中无畏地冲杀,挂彩的伤员染成了血人,有的战士牺牲时仍保持着托枪瞄准的姿势。田野上到处是抗日志士的新坟。在战士墓前,陈梦家写下了动人肺腑的悲壮诗篇--《在蕴藻浜的战场上》:在蕴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伸展着参差的队伍--纸幡儿飘。/苍鹰,红点的翅尾,在半天上吊丧。现在躺下了,他们曾经挺起胸膛/向前冲锋,他们喊杀,他们中伤,/杀了人给人杀了,现在都睡倒/在蕴藻浜的战场上。交给你,象火把接着火,我们盼望,/盼望你收回来我们生命的死亡!/拳曲的手握紧炸弹向我们叫:/那儿去!那儿去!听我们的警号!/拳曲的手煊亮着一把一把火光/在蕴藻浜的战场上。

他还在季家桥前线用民歌的风格写下《老人》一诗,描绘农民对故上的热爱。这些在抗战前线写下的史诗般的作品,是“一·二八”事变珍贵的实录。诗人在构思时“有意摆脱所有形式的羁绊”(《〈梦家存诗〉自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标志陈梦家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始。

2月下旬,陈梦家从淞沪前线返回上海。3月,应闻一多先生之邀到青岛大学任闻先生的助教,并在闻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甲骨文。4月,陈梦家修改他在淞沪前线所写的诗,结集为《陈梦家作诗在前线》。

他在青岛写下的诗,如《海》、《小诗》,已完全脱开格律化的巢臼,另辟蹊径。他后来谈到其创作前期的格律化新诗时说:“有人认为这就是我的好处,是错了。”“这把锁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梦家存诗〉自序》)在创作实践上,前期新月诗人大多初期作品形式自由,后来慢慢走上格律化的路,后期新月诗人如陈梦家、方纬德则大半是初期作品格律谨严,后来迈向形式自由的路,这个文学现象表明新月诗派形成和解体的过程。年青一代新月诗人纷纷感受到脱离社会现实尝试形式上的实验是条绝路,各自努力探索新诗发展的新途径。

1932年夏天,闻一多与陈梦家相继离开青岛去北平。临行前师生登上泰山,敞襟临风,饱览祖国山川的秀色,这在陈梦家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月,闻一多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陈梦家也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刘廷芳推荐,到该院学习。后为院长赵紫宸所望重,并与其爱女赵萝蕤女士缔给良姻,成为终生的知友与伴侣。

1932年10月,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向关内,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是月22日,陈梦家应邀在北平青年会南厅发表题为《秋天谈诗》的讲演。在讲演时陈梦家大声呼吁:“让我们个人的感情渐渐溶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我们的声音化作这大群人哀泣的声音,不只是哀泣,还有那种在哀泣中一声复兴的愿望。”

1933年初,日寇的铁蹄终于践踏在热河的土地上,陈梦家义愤填膺,决心自行出榆关到前线为保卫祖国效力。1月13日,方纬德、瞿冰森等同学在北平东城灯市口燕京校友会召开欢送会。次日凌晨,陈梦家离北平经古北口奔赴塞外。途中目睹奇丽峻伟的塞北风光,爱国的赤子之情油然而生。他根据那时的观感所作的《古北口道中》、《承德道中》等诗篇,诗风雄阔奔放,别是一番气象。

1933年3月初,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河不战而失,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陈梦家满腔的报国热忱付诸东流,他悲愤地从前线返回北平。是年9月,他到安徽芜湖任广益中学的国文教员,住在狮子山青阳庐。在芜湖陈梦家创作了两部气势磅礴、构筑宏伟的抒情长诗《往日》与《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往日》是用长诗形式回顾自己经历的作品,分《鸿蒙》、《昧爽》、《陆离》三章,风格奇幻瑰丽,多姿多彩,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力作,显示了诗人过人的才气。八百行的长诗《泰山与塞外的洽歌》更是新诗苑中的一朵奇葩。火焰般迸喷的爱国主义激情如崩云裂岸的浩荡大江奔泻于一气呵成的湍急的诗行间,令人目不暇接。

此诗苍凉悲壮,论者以为兼有“李白诗中的涵养”和“岑参边塞诗的气魄”。它是作者回顾当年在山东登临泰山与出塞抗敌时的观感而作。它与同时所作的《西山野火》、《黄河谣》等爱国主义诗篇不愧为我国新诗史上的佳作!

1934年1月,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陈梦家赴北平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学术研究,但课余常在津、沪《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月刊》、《新诗》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他后期的诗作,诗风老成,技巧纯熟,但已失却了前一阶段的激情,表现一种“想在百袖衣上捉虱子,晒太阳”(《小庙春景》)的闲适自如的意趣。1935年8月,陈梦家从他历年所作的100余首诗中精选出23首,结集为《梦家存诗》,以作为其“七年写诗的结账”。他在诗集的《自序》中总结了自己创作道路的成败得失,倾诉了自己心目中的审美理想。然而,诗人不久即放下了他的诗笔,使我们无以领略他心中所盘旋的诗美的极致了。



陈梦家在艺术上的成就,一直为文学史家们所称道。陈梦家自称最欢喜抒情诗,他的主要艺术成就确在抒情诗上。在创作中,他首先着力的是塑造特具个性的抒情形象。综观陈梦家的诗作,可以体味到一个飘逸的虔诚的青年诗人的总体形象。

每个作家都在他的创作中实践他的美学追求,诗歌这种精致的文学形式尤为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穆木天说陈梦家的诗“好如一片秋空,具有着静闲的优然的美。”(《〈梦家诗集〉及〈铁马集〉》)确实道出了它的审美特征。阅陈梦家的诗,处处感受到一种纯练而质朴的美。陈梦家的诗意境和风格虽淡如轻烟,“却不陷于一看兴尽的境地”(希隽:《论〈梦家诗集〉》),给人无穷的回味。他的诗具有丰富的哲学意味与深沉的内蕴。

陈梦家的诗歌创作,无论在艺术思想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甚深。他尤为推崇布莱克那种“在简易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深刻的人生见解”的诗风(见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对于布莱克诗中所弥满的那种略带神秘感的哲理情趣,陈梦家也深得其中三味。英国诗人霍思曼好在结尾处出奇制胜、造成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的所谓“戏剧的拂拭”的技巧,以及布莱克用重迭复沓的诗句表现情感的手法,都被陈梦家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
中,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

陈梦家在三十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一部英语版的中国新诗选本--《中国现代诗选》中曾选入他的诗。陈梦家评论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历史贡献时说:

在这小小十年中,志摩先生尽了他的力在创造新诗的风格,并介绍西洋的诗歌……不光是诗的形式,就在内容上他主张溶合一切,让诗代表时代或民族不可错误的声音,也成为一个人灵魂真实的歌唱。(《(诗刊)叙语》)陈梦家对新诗的贡献也是在这些方面。但正如臧克家所评价陈梦家的:“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年轻,高才,缺乏的是实生活,是人生艰苦的磨炼。”(
《我的诗生活》)因而他的歌喉始终没有融人大时代的群众的合唱中。

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不少后期新月诗人如孙毓棠、俞大纲、孙洵侯都由诗人成为学者,走上同一条路,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或兴趣的转移,而是出自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自述的:要当“杀蠢的芸香”,“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给臧克家先生》)这也是
陈梦家所孜孜以求的。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秋,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1947年夏,曾历游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他在国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备尝艰辛,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欧美的我国铜器资料。1947年秋,他拒绝别人劝他留住美国的要求,毅然启程回归祖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转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
解放后陈梦家先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古文字学、年代学和古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在国内外赢得很大的声望。

他业余与诗人郭小川、艾青等时相过从,并写过文艺短评与咏物写景的小诗,很受读者欢迎。
1957年,陈梦家先生被错划成右派,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未使他治学的毅力稍减。就在那些最严峻的日子里,陈梦家仍在工作室里埋头工作。他用了十年时间,将故宫的九百张铜器拓片与夏商周“三代”的著录一一核对。然而,这位为新诗发展与学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诗人与学者,竞于1966年9月3日在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下含冤逝世,年仅五十五岁。

1978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举行了陈梦家先生追悼会,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自己的歌》),陈梦家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人民将永远不会忘怀这位赤诚的诗人与学者。

完人的癖好

梦家在中央大学学的是法律,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了第一册诗《梦家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

1944年秋,他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的记者问时说的,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回到清华的第一年他为学校购买了许多祖国文物,并成立了“文物陈列室”。1952年院系调整,他由清华转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

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他还有一个癖好,那就是用几乎他的全部收入购买明代家具。这些家具已如他所愿,全部归了国家(现在上海博物馆)。

他的兴趣很广,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

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著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现在考古所的同志们常常想念他,并为了整理他的遗稿作了不少工作。梦家该可以瞑目了吧。(国学网)

王世襄

王世襄,号畅安,祖籍福建福州,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学者、文物鉴赏家。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小学至高中,就读北京美国学校,同时家中聘请国学耆宿,讲授文史诗词。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论文为《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继在家中撰写论文元至清部分。

1943年全稿完成后,赴重庆寻求工作。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任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一年中,经过侦察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000馀件,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旋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陈列部主任,曾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三反”运动中,由于追回收缴珍贵文物众多,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蒙冤拘留审查达十个月,经查明无问题开释后,文物局竟令其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担任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如设计布置中国古代音乐史陈列室,编纂《中国古代音乐书目》,撰写古琴曲《广陵散》说明,《信阳楚墓出土乐器调查》等。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对“三反”后的处理有意见,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摘帽”,宣布的当天调回文物局工作。他在离开文物岗位的整整十年中,利用一切业馀时间,坚持文物研究。

诸如《髹饰录解说》一书的撰写,明式家具实物、技法、文献材料的收集,清代匠作则例的访求、整理、汇编等,都是这十年中惨淡经营、点滴积累而成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受到冲击,1969年10月在患肺结核活动期中,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他从1962年调回文物单位到1994年退休,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后改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85年12月被评为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1991年7月起,国务院发给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1月,其专著《明式家具珍赏》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4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还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成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1981年4月,在北京为联合国工发组织作有关中国传统家具的报告。1983年应邀赴伦敦剑桥大学作中国文物报告。1990年8月至9月出席其专著《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首发式,在美国五大城市博物馆作有关家具的报告。1992年应美国旧金山民间艺术博物馆之邀,参加有关家具的座谈会。还先后多次应香港中文大学、东方陶瓷学会、台湾中华文物学会之邀,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或宣读论文。

王世襄的著作颇多,主要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中英文本。英文本,与Curtis Evarts合编)、《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包括历年撰写的文章一百多篇,彩色、黑白图数百幅)、《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

王世襄多才多艺,擅书法与诗词,兴趣广泛,故某些著述超出一般文史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中央文史研究馆)

大俗大雅王世襄 

王世襄,字畅安,著名文物收藏家、鉴赏家,1914年出生于京城官宦世家,小学、中学在北京美侨学校读书,燕京大学文学硕士。曾任中国营造学社主力研究员,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解放后先后任职故宫博物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国家文物局,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王世襄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曾从事音乐、绘画、家具、髹漆、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的研究,均有论著。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的研究,他曾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及“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奖”。

在朝阳门外一座现代公寓里,现年92岁的王世襄显得格外亲切。不用眼睛看字的时候,他总是眯着眼睛养神。客厅都挂满了书画作品,其夫人袁荃猷1996年的刻纸《大树图》被王世襄裱好单独挂在一面墙上,以怀念故去的妻子。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祖上原是福州望族。高祖王庆云,《清史稿》有传,曾任陕西、山西巡抚和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祖父王仁东,曾任内阁中书,为官后举家迁至北京;伯祖王仁堪,清光绪三年状元,曾收维新人士梁启超为其门生;父亲王继曾是外交使节,一度担任过军机大臣张之洞秘书,也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外公颇有洋务思想,投资创办西医医院;母亲和几个舅舅1900年留学英国5年,大舅金北楼是当时画界的领导人物,创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厓都擅长竹刻;母亲金章是位有名的鱼藻画家。对王世襄的艺术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他的母亲和舅舅。

东城芳嘉园小院

王世襄谈起他所熟悉的友人,谈起他自己的往事,都忘不了提及芳嘉园胡同那个他住了80年的小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那个位于东城芳嘉园的小院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的场所。

那座四合院是他父亲在他出生那年置下的家产,为三进院。1957年以前,中院只有他一家居住。之后,当代著名国画家黄苗子、郁风夫妇搬到他的小院,住进了东厢房。在这里,黄郁夫妇一住就是20多年。在那之后,漫画家张光宇一家也搬进这座小院,住西厢房。张光宇是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就结识的老朋友。他的到来,使那座小院更加热闹、更加丰富多彩。

那个年代,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的文人不时地相聚于芳嘉园,带给中院的他们三家予满足与温馨。经常来往于芳嘉园的有聂绀弩、启功、叶浅予、沈从文、黄永玉等。他们互相借书,谈文物、谈古文诗词、谈绘画。

芳嘉园小院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王世襄在小院里摆放着一件明代大案,当年常到芳嘉园并曾在大案上作画的还有北京画家溥雪斋、惠孝同、陈少梅等先生,南方画家傅抱石、谢稚柳、唐云等,不作画只聊天的有常任侠、向达、王逊、黄永玉诸公。

小院里除了王世襄自己收藏的数十件明式家具,还曾有两棵海棠树、一架藤萝、一棵核桃让来往的文人记忆深刻。东边海棠后来因太老而枯死,王世襄便锯掉留下桌子高的树桩。后来,他像推大车轮子那样运回来一块约一米直径的青石板,放在树桩上,便成了夏夜朋友们来喝茶围坐的圆桌面。

谈话中,王世襄提及这个小院曾藏有西晋陆机《平复帖》达月余。西晋陆机《平复帖》为流传至今的中国除出土的先秦竹简、木简外最早的书法墨迹,可谓国宝中之国宝。1937年恭亲王奕昕(言旁)之孙溥儒为母亲治丧,需款甚急,将《平复帖》以四万元的代价售给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1947年,任职故宫博物院的王世襄,在书画著录方面需要仔细观察和阅读《平复帖》,去看的次数多了,张伯驹就让王世襄带回家去仔细研究。王世襄每次出门回来都要开箱看看它是否安然无恙,直到一个多月后捧还给张伯驹。一时才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王世襄前几年最终离开了他的小院,住进如今这套现代化的公寓。那个小院已经被拆掉,成为房地产开发的楼盘。说这话时,他多少有一些留恋,或者无奈。

明式家具的“圣经”

王世襄对古代家具、特别是明式家具的收藏与研究,早于上世纪40年代初。当时,他在四川李庄读了《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对小木作及家具产生了兴趣。经过近40年的搜集,王世襄收藏的明式家具达79件,其中不乏有数百年历史的精品,堪称绝世瑰宝。王世襄对这些具有很高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明式家具,绝不是守财奴式的占有,而是全面、深入地进行学术性的研究,使今人认识到古代匠哲手制器物的重要文化价值,这些幸存下来的家具在王世襄笔下复活了。

上世纪80年代,已年近古稀的王世襄用了两年时间访求实物,延聘名匠,将家中所藏修饰完整,又四处求借,全部用彩色胶卷拍摄。还撰写了长篇论文《明式家具概述》作为该书前言。1985年秋,定名为《明式家具珍赏》的大型图录出版,很快引起轰动,海内外学术界和收藏界广泛关注、反应热烈。很多家具商也以此为圭臬,仿制明式家具,营利颇丰,更有即将破产的家具公司,只因为这本书而起死回生的,这让老人颇为得意。

《明式家具珍赏》出版后,王世襄并未停歇,而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出版《明式家具研究》才是他真正的梦想。像大多数学者一样,他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到《明式家具研究》中,并把妻子袁荃猷开了多年夜车绘制的八百多幅线图依次插入书中。他还将从工匠口中和《则例》等古籍中收集到的名词、术语一千多条依汉语拼音音序编成一部“简释”置于卷末。《研究》在大量实例、文献和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优劣,探索规律,提出创见,书末所附“简释”更成为此后出版的所有中外有关家具的文章和图书的依据,从而规范了传统家具的语言词汇。《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的先后问世,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础,故而被海内外学者称为明式家具的“圣经”。

王世襄用“品”和“病”来区分明清家具的好与坏,共计十六品和八病。其中十六品是: (一)简练,(二)淳朴,(三)厚拙,(四)凝重,(五)雄伟,(六)圆浑,(七)沉穆,(八)浓华,(九)文绮,(十)妍秀,(十一)劲挺,(十二)柔婉,(十三)空灵,(十四)玲珑,(十五)典雅,(十六)清新;八病是:(一)繁琐,(二)赘复,(三)臃肿,(四)滞郁,(五)纤巧,(六)悖谬,(七)失位,(八)俚俗。

王世襄概括的十六品和八病又是鉴赏“望气说”理论的表现。在2005年出版的《锦灰三堆》的《望气与直觉》中,王世襄说自己选购杂项物件常用“直觉”的方法,也就是凭看见物品的第一印象,凡是觉得顺眼,又合乎个人趣味又力所能及就买下来。这与书画鉴定中的“望气派”颇有些相似。

“吃主儿”

汪曾祺在为《学人谈吃》一书写的一篇序言里,说王世襄去朋友家做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这说得一点都不夸张,王世襄不但经常在家宴请朋友,还喜欢到朋友家去露两手。朋友家日常用的主配料及调料往往不能合他之意,所以也就自己带去了。“举个例子来说,做一盘炒鳝鱼糊,香菜应该是短而茁壮的比细而长的好,这要在菜市场精心挑选,朋友家的胡椒粉也多达不到这道菜的需求。”王老解释着。

王敦煌(王世襄的儿子)去年刚出了一本书《吃主儿》,讲到一些他父亲善于烹饪的佚事。“吃主儿不是美食家。美食家,懂得多见得多,能引经据典写饮食。吃主儿则必须会点会买会做会吃。我算不上吃主儿,他(指王世襄)是。”

王世襄确实是个地道食客。早在1983年,有个全国的美食博览会。有三个品尝委员,一个是北大的王利器,一个是溥杰,另一个就是他。那时候真是饮食的高峰,全国大师傅都到北京来比赛。“可做评委吃不饱,回家还喝粥呢。你只能用筷子尝一点,不能多吃,多吃吃饱了嘴就不灵了。”提到这事,王世襄无不遗憾地说道,“有杯茶在那里搁着,吃一口还得漱口,这样嘴才灵。”

王敦煌《吃主儿》记着父亲王世襄的好吃:“(他)比较闲的时候,就琢磨起这口儿(鲜蘑菇)来了。他先是上菜市场找售货员打听,又按照售货员的指点骑车出永定门,在那儿的一所小学校传达室找到了以前往菜市场送蘑菇的张老汉。老人家告诉我父亲,他采蘑地点在永定河河沿……,父亲取经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带我采蘑菇去了。”

真不愧是个“吃主儿”。吃主儿认为,古今中外,只要他认为好吃的,他就做,而且他可以爱怎么改就怎么改。

吃主儿一直怀念20年前每天早晨在朝阳市场,铃一响就往里冲。买完菜再换地方,提一碗豆浆回家,跟买菜的人都熟。那买菜的人,有的是保姆,有的是名厨。常买菜的人说出来都是行话,人家都以为他是大师傅。吃主儿说,骑着自行车买菜是吃之前最有趣的事。

吃主儿家以前有种特殊宴会形式,叫“拜三会”。一般十个左右人定期聚会,先定一个礼拜的某一天,轮流做东,做东的人主勺。定在礼拜三就叫“拜三会”。吃主儿父亲和居住在北京的福建同乡一共12个人就设立了一个“拜三会”,按时间推算三个多月做一次东。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轮到吃主儿父亲做东时,都由吃主儿自己来主厨。

不过,吃主儿现在的确挺绝望的,认为什么原料都变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口味就不行了—“近年我吃芹菜,一点味都没有,跟吃草一样。”

“燕市少年”的游艺

“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掣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小时侯,母亲金章对王世襄有些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是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

王世襄10岁开始养鸽子,每天举大竿子撵鸽子,经常结伴去郊外捕捉,出一身臭汗,也是个好锻炼,算是对身体有益,所以被准许玩。此后又学武功,请老师教八卦和太极拳。王世襄还拜请清代遗老宫廷运动员学摔跤,那些都是有等级的“扑户”。为身体好,母亲也同意他练武。“扑户”们都喜欢养鹰捉兔和用强壮的大笨狗捉灌,王世襄又爱上了这两项非身体好不能玩的玩儿。
当年燕京大学附近有王世襄父亲置下的一个园子,被人称作“王家花园”,里面种蔬菜,栽松树,有几间平房和泥顶的花洞子。王世襄大学四年除了上课,就在那园子里度过,在那里养鸽、养鹰、养狗。

范制葫芦。就是在葫芦幼小时,纳入有阴文花纹的“范”(模子)中,使其长出花纹来。这是中国特有的工艺,康乾两朝,宫中就大量范制,解放后中断了二三十年,现在恢复了。在王世襄迷上了欣赏葫芦和收藏葫芦后,就在“王家花园”里种上了自己的葫芦。一边上课,一边惦记自己的葫芦,也算是一绝。拿自家的葫芦来范制,有的便被用来火绘。火绘葫芦,“其法不外乎烧炙器物表面,借焦黄之烙痕,呈现图纹”。他还用葫芦养暖房孵育出来的鸣虫,使他冬日鸣叫,如蝈蝈、油壶鲁等。

养蛐蛐。王世襄谈起当年逮蛐蛐的趣事:上世纪30年代的一年,立秋刚过,他前往东北郊东坝河旁一处一人来高的坡子上逮蛐蛐。一只脚在坡下支撑身子,一只脚蹬在坡中腰,将草踩倒,屈膝60度。弯着腰,右手拿着罩子等着,左手用扇子猛扇。四肢没有一处闲着,一条三里长的坡,上下都扇到,真是太费劲。直起来时,每一节脊椎都酸痛。尽管很辛苦,但这里面的特殊乐趣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得到。

用狗捉獾。獾似狗而矮,有利齿锐爪,穴居,昼伏夜出。养狗猎獾是清代八旗子弟中摔跤习武及游手好闲之辈的一种玩乐。王世襄17岁时学摔跤,拜善扑营头等布库瑞五爷、乌二衮为师。受其影响,开始遛獾狗,与荣三爷交往甚密,荣三爷是京剧名旦程砚秋的三叔,精于相狗。

掣鹰逐兔。玩大鹰也是过去老北京八旗旧裔的娱乐癖好之一。王世襄在其《锦灰堆·大鹰篇》中回忆了自己养大鹰的经历,有打鹰、相鹰、驯鹰、放鹰、笼鹰等过程。目前国内已禁止捕鹰出猎,不可能成为一种专门游艺了。

正是这种“不务正业”,却于不经意间履行着一个文化人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民俗研究和艺术研究的学术之路。看着书房中他的《说葫芦》、《蟋蟀谱集成》,不能不对此感慨系之。

“吃剩饭踩狗屎”的养鸽情缘

王世襄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自称是“吃剩饭、踩狗屎”之辈。他介绍说,爱鸽成癖者,大都达到忘我的程度,生活起居都受鸽子的影响,以至不能按时吃饭,每每总是扒拉几口残羹冷炙了事。爱鸽成癖者还养成一个习惯,出屋门就抬头,看房顶,望天空,根本不去注意脚下,踩上狗屎都不知道。于是有了“吃剩饭,踩狗屎”的雅号。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王世襄曾就读于北京美侨小学。回忆少时岁月,说起美侨小学的事:“一连数周英文作文,我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

王世襄曾在通州郊区买了个小院,心舒神怡地养起了鸽子。后来想换个更大的院子,养更多的鸽子,但老伴终觉住在郊区不方便,只好作罢。近几十年来,无法养鸽的王世襄换了一种爱鸽的方式,那就是研鸽并出鸽书。他携带相机踏遍了北京的鸽市,去外地开会时也不忘逛鸽市会鸽友,还翻阅了沉睡在故宫书画库中的宫廷画家绘制的鸽谱。经多年积累,他编著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鸽书。

王世襄说现在年轻一代只认识两种鸽子--灰色的和白色的。灰色的是信鸽,白色的是食用鸽。电视画面上庆典仪式中放飞象征和平的白鸽便是食用鸽。至于什么是中国观赏鸽,很多人根本不懂,年轻人都没这个知识。

望百之年的王世襄还有一个心愿,他希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庆典仪式上能放飞中国传统的观赏鸽。为此,他对前往采访的年轻后辈提出了要求,要求多报道中国传统的观赏鸽而不是他本人。(《今日中国》)

朱家溍

朱家溍先生(1914.8.11—2003.9.29),男,字季黄,浙江萧山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九三学社社员,著名的文物专家和历史学家。朱家溍先生于2003年9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朱家溍先生的父亲朱文钧先生(号翼庵)是著名金石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家委员,负责鉴定院藏古代书画碑帖。先生自幼受家学熏陶,酷爱祖国传统文化,精研文物及历史等。1941年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在后方粮食部参加工作。1943年开始在重庆参加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和研究等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平,历任故宫博物院科员、科长、编纂等职务,担任文物提集、整理、编目、陈列等工作。

工作中,广泛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名画和工艺品及古建筑、园林、明清历史、戏曲等。1950年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兼任陈列组组长,负责各项大型文物陈列设计和布置,依据明清档案和历史文献等,逐步恢复太和殿、养心殿等部分重要宫殿内部陈设原状。1966年后参加故宫藏书的鉴定和编选出版工作。1983年任研究员。1992年应国家文物局之邀参加全国各省、市、县博物馆和考古所等单位的文物鉴定专家组工作,确认全国各地呈报的一级文物。1988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91年被国务院评为享受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之突出贡献的专家。

朱家溍先生先后主编了《两朝御览图书》、《明清帝后宝玺》等图书,由先生主编的《国宝》荣获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一流图书奖,他还参加了《故宫珍品全集》、《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等的编写,发表数十篇重要学术论文。他的专著《故宫退食录》被评为1999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古典家具网)

朱家溍——被称为“国宝”的国宝鉴定大师

多年来,我因为喜欢书画、文物,加上爱去故宫,后来有幸认识了在故宫工作的几位老前辈 ,比如已故的单士元先生、刘九庵先生,比如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等等。我对他们充满了钦仰之情,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一座山,一座需仰视可见的高山。而这其中的朱老又是我最为崇敬、交谈也较多的一位长者。朱家溍先生是享有盛誉的著名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文物收藏家、戏曲研究专家。他头上的“衔”很多,一个一个都是响当当,了不得!都属于“极品”,令人景仰不已。朱老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现只有两名,他和王世襄先生)、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九三学社社员。

朱家溍是浙江萧山人,生于1914年8月11日。他90年的生涯,几乎全是和文物打交道。其中又有60年,在故宫搞文物工作,朝夕相处,乃至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和生命。朱老走了,离开了他心爱的文物研究事业,离开了他视之如家的故宫,走了。斯人已逝,往事如昨,许许多多的回忆却依然新鲜——

后宫布展循原状 龙椅重修见前容

朱家溍先生和故宫博物院有着源远流长的宿缘。这不仅是朱家溍一代,甚至是朱家两代三代说不尽的话题。朱家溍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二十五世孙。他的高祖朱凤标为道光十二年进士,宦至太保体仁阁大学士。他的父亲朱文均,是近代著名碑帖收藏家、书画鉴定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时,负责鉴定故宫院藏古代书画碑帖。上世纪20年代中,故宫首次对外开放,尚是稚童的朱家溍就由父亲领着手走进这深幽神秘的紫禁城宫苑,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刚12岁,还什么也不懂,但也知道这是皇上住的皇宫,百姓是不能进来的。而我今天不但能进来,而且每个院落都走过了,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几年后,我又来过故宫一次,是张作霖在北京任大元帅时期。我还记得我买了一本故宫编印的《掌故丛编》,——当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认字多了,能够读这样的期刊了。”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处收集的数十万年中华民族文物瑰宝,装箱南运西迁,以求国宝不至在战火中损毁。1934年,又在伦敦举办一次中国古代艺术展,那是中国古代艺术品第一次大规模出国展出,全部绘画艺术品是由朱文均所选定,展毕,这些文物装成83箱,运至贵州安顺。之后的五年中,不知多少次地艰难而巧妙地避开了日寇的轰炸和炮火,直到1943年,国民政府派军用卡车将其急运重庆南岸海棠溪向家坡,年轻的朱家溍这时刚从辅仁大学毕业,正在此间“粮食部门”供职,于是被借调来当临时工,他非常高兴。他们先把文物83箱小心翼翼地抬着装上汽车,到中央图书馆,再小心翼翼地抬下汽车,走上几十层台阶,放进库房,再把陈列室打扫得窗明几净,再打开箱子,搬出卷、册、轴陈列起来,再照着目录写陈列卡片。几十年后,朱老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青年时代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思想活动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一边工作,一边欣赏。”“这时候的享受真是无法形容的……我们夜以继日忙个不停,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累。”“更重要的是,我们当时的工作都非常谨慎小心,挪动每一件文物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似千斤重担在肩,唯恐有一点闪失而弄坏了国宝——这83箱都是故宫最尖子的文物啊!”

一晃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有年,朱家溍已成为上受领导器重下受同仁尊重的业务骨干。经他过目的古文物不计其数,他是清史专家,人称“绝学”。1964年时,故宫决定布展储秀宫,朱家溍无疑成了业务的带头人,当时工作难度、工作量都极大。因为要恢复储秀宫的“原状”,怎么设计、怎么布置、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心里没谱儿。无资料、无实物,再遍查国外博物馆陈列资料,也没有参照的先例。怎么办?朱家溍和几位年轻人就一头扎进档案馆,在积尘数寸如小山般的档案里,寻找清代各朝时期的相关文字材料,之后,根据文字的确凿记录,又扑进同样堆积杂乱的仓库里,一件一件地找出当年后宫妃嫔们日常饮食起居使用的杯盘碗盏、桌凳屏几及镜奁盆架,乃至闲时玩赏的金玉珍玩,力求件件有来历,桩桩有缘由,最后终于完成了任务。

朱家溍后来总结了几点:一、完全根据史料、档案记载,一物一事必有依据地布展。二、力求做到“原状陈列”,但又不是“原状保留”,即在整体上保持“原状”后,还要注意适当地取舍、剪裁,要有主次之分,有常备和临时之分。如布置一室,其中日常用的壶碗、痰盂、帽架、如意等应不缺欠,而其他玩赏的物件要酌量而取。三、布展中的物品,要切合主人的身份、性格、爱好和需要。如布展晚清慈禧房间时,因她平时喜爱兰花,因此把她曾喜欢的一幅“兰”画,装裱好,挂在墙上……正因此,储秀宫的文物展览,不仅在故宫内,而且在国内、国外文博展览业绩中,迄今仍成为优秀典范。

朱家溍在故宫工作还有一件大功劳,即寻找修复太和殿的宝座。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君临天下”和居住的地方,是全国的中心,而太和殿则是故宫的中心,皇帝处朝政的宝座——龙椅,无疑是中心的中心,人们参观故宫,如果没有到太和殿去看一下那雕龙髹金大椅,近乎没有“完成任务”。而这把龙椅,在袁世凯窃国称帝时给换掉了,后又弄得不知下落。50年代末,朱家溍从一张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拍的老照片上,看到了从前太和殿内部的原貌和陈设。由此,他用心查找,终于在一处存放残破家具的库房中,发现了一个破旧难辨的髹金雕龙大椅,经研究考证,它很可能是明嘉靖时重建皇椅殿后的遗物。迨至清康熙时,重修太和殿,这把椅子经修理又重新使用,直到袁世凯时代才被撂出去,又遭损毁。1963年,故宫决定修复这把珍贵的但又伤痕累累的宝座,朱家溍承担此重任,根据史料记载和图片(如康熙帝画像等),费时934个工日,于1964年9月,终于把一座几乎被埋没消亡的龙椅焕然一新地摆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陈列在亿万观者期盼一睹的太和殿宝座之上。朱家溍先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智慧。后来,有人问他:“您这样锲而不舍寻找,为了什么?”他语重心长地告诉说:“太和殿是故宫的中心,展览说明写的是‘原状陈列’,可‘宝座’弄成假的,这不是撒着谎吗?国内外一天到晚那么多观众,居然看假货,这怎么对得起他们?这是我们干博物馆的人的耻辱!”

披沙留金识巨迹 名碑法帖献国家

说起朱家两代——朱文均先生和朱家溍兄弟先后三次将全部家藏文物珍品捐赠国家,总数量超过万件,已成为文物界一件感人的佳话。朱家的义举大德堪为世人楷模,朱家目的在于使珍贵的文物珍品所具备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充分得以体现和保护,并极大的发挥它们的公共职能,以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朱家溍先生一生致力古代书画等文物的研究和鉴定,他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社会文物专家组成员。比如1992年至1997年间,他与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一起跑遍了全国,对各省、市、县博物馆、考古所呈报的一级文物,进行复查、确认。鉴定工作的全过程中,有人专看陶瓷器,有人专看青铜器,有人专看玉器,三类以外,不论是书画碑帖还是工艺美术品类的各种器物则都由朱先生负责鉴定,为此,他被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中鉴定门类最多的专家。朱先生为人虚怀若谷,当别人称之为“鉴定大师”、“国宝”时,他微笑着直摇头,说自己不过是普通的“博物馆工作者”、一名“故宫人”。

说起朱家溍的博学精鉴来,可以从上世纪50年代他初入故宫认出两件宋画真迹说起。那时,在故宫库房中有三间屋堆放着几个大木板箱,外面贴着法院的封条,这即是所谓的“易培基盗宝案”物证,其实这是一桩“莫须有”的冤案,后因证据不足,终未构成犯罪。不久,法院请来著名鉴定书画名家黄宾虹先生鉴别故宫藏品是否有假文物。当时有这么一种分析逻辑:即认为故宫内不会有假画,所以倘若发现有假的,则必是易培基抵换过的,于是黄将一批认为是假的东西挑出来,法院就将其装箱封存贴上封条。当时还是年纪尚轻的朱家溍找到马衡院长,大胆建议撕下封条,要一箱一箱、一件一件逐次重看上去,这一看不要紧,竟有两幅宋画被朱家溍认出来了,朱觉得不仅笔墨色彩古雅,更重要是画作所浮现出的那种气息神韵,是造假者造不出来的。两件名迹即是宋徽宗的《听琴图》和马麟的《层叠冰绡图》。朱家溍高兴地跑到马院长处汇报,马衡听了也大喜,使人立即取出这两幅宋画,送到钟粹宫书画陈列室陈列。两件价值连城的“国宝”,在朱家溍的慧识下,没有轻易流失,真是故宫博物院乃至国家民族的幸事。几十年后,朱老说:“当时我30多岁,实际上是青年人的幼稚思想,要显示自己的眼力,能在大批假东西中把真东西挑出来。现在想起来也很可笑,不过那天的确收到我所想到的效果。”

再说说朱家献宝的事情:朱家两代父子五人,于1954年、1976年、1994年三次曾将家藏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让世人钦敬不已。1954年,已故朱文均先生的遗孀张女士遵承丈夫遗愿,率子朱家济、朱家源、朱家溍将家藏碑帖706种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许多精品十分罕见。如:北宋拓《九成宫醴泉铭碑》、宋拓《皇甫诞碑》、元拓《李靖碑》等,其中有的竟是传世孤本。
“文革”期间,朱家一连几次被抄家,苦心收藏的大量书籍、字画、古家具被抄走。到了1976年,政府把被抄财物退还,朱家兄弟认真思考后,即把一批明清家具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将2万多册善本图书捐献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他们心里放松多了,也高兴多了。

1994年,朱家溍又和兄弟四人商量后,再次将家中珍藏的几十件古代名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让人赞叹的是,其中有五代李成和南唐朱澄、还有宋代夏圭和许道宁的作品,堪称稀世之珍。

回想当年朱家为收藏这些古物珍品,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财力。朱文均老先生在世时,虽在当时属于高收入的人,但不能排在富户之伍,他有好收藏的瘾,就节衣缩食,用过日子的余钱来购置了许多名碑法帖,比如为了买那本珍贵的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一咬牙,使了高利贷,借得4千银元。后来为了还贷,又不得不狠了狠心卖掉了两幅自己心爱的名画:沈周的《吴江图卷》和文征明的《云山图卷》。

朱家把视若自己生命、融入全家心血的珍藏无偿献给了国家,朱老曾意味深长地讲:“正是因这些家具、碑帖、古代善本图书和古人字画非常珍贵,我们才把它捐献给国家。我保留这些是个负担。我们这个大家庭,后代是怎么个生活方式,他们有没有能力保存着这些文物,我们当老家儿的不敢保证。把他们捐献出来,交给国家保护,这些文物才能得到很好的收藏。我们兄弟也等于卸了包袱——我们兄弟已经把有价值的东西都捐献了,我已变成了一个无产者,活得坦坦荡荡了。”闻者无不肃然起敬,同时让人想起,朱老生前一直和家人居住在狭小简朴的平房里,屋里几乎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然而他却不以为忧,依旧不改其乐,一心想着国家,终身献给故宫文博事业,他曾明白告示世人:“解放后,我没买过一件文物,也没卖过一件文物。”

如山典籍精门径 等身编著倍苦辛

朱家溍先生在目录版本学上堪称是著名专家。这当然和他家学渊源密不可分。自幼生长于诗书世家,藏书宏富,陶染深彻。后来他进辅仁大学文学院,在国文系得到学士学位,在大学攻读期间,亲聆古文字学家沈兼士、史学家陈垣、目录学家余嘉锡以及训诂学家陆宗达诸先生的教诲,在古籍整理研究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末,在《收藏家》杂志上,自创刊号起连载的《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欧斋藏碑帖目录》、《六唐人斋藏书录》原是朱先生青年时代所编,足见先生在此领域内的深厚学养和功力。

80年代初,为配合全国公藏系统联合目录《中国中籍善本书目》的编纂,朱老主持了《故宫现存善本书目》的鉴定和编选工作,包括选善和著录。与此同时,为培养年轻后学,他在馆里举办讲座,传授有关版本及文史方面的知识、经验,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已在故宫人口皆碑。90十年代初,故宫图书馆编纂大型图书《两朝御览图书》,由当时的馆长徐启宪先生和朱老领军作战,朱老任主编定的书名。然后确定体例,编选书目、图片至全部文字定稿,朱老认真、细致,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不得有半点粗疏、一丝懈怠,最后由朱老总其成,700多本,他逐字逐句地审读,并用朱笔润色,再用毛笔小楷撰写了一篇序言,追述故宫藏书及其目录的历史沿革。此后,朱老又主编《故宫珍本丛刊》的编选工作,确定了1100余种珍本图书和1600余种清代南烩与州平署剧本和档案,朱老为之撰序。1997年,新闻出版署将其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册数达731之多。朱老还主编了《明清帝后宝玺》、《清代后妃首饰》、《历代著录法书目》等。更应提及的是由朱老主编的大型图书《国宝》的编选出版工程。内容包括青铜器、书法、绘画、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木器、织绣等门类。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公司出版。同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将此书列为本年度第一流图书。另外,由人民美术出版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400册,其中有12册,也是由朱老主编。

近年由朱老选编的《养心殿选办处史料辑览》(从雍正朝至宣统时期共分五辑)正由紫禁城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又浸含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智慧。朱老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故宫档案资料,为研究宫廷历史、鉴定文物和恢复清宫原状陈设认真寻找根据、依傍,他不惮劳苦,一连用几年时间进行抄录收集。进入90年代,他年事已高,又身兼数职,仍一如既往地抄、誊、整理标点。日前已出版的《第一辑·雍正朝》,系雍正元年至十三年间雍正帝有关养心殿造办处的谕者和管理人员的奏事记录,全部由朱老亲自选辑、标点而成,对于研究者和一般读者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同时,该书大量披露秘藏清宫内的档案材料,其内有许多正史无载的枝节末梢,细读,可以获得许多难得的信息……还应特别提到的是,朱老撰写了《前言》,这是一篇导读性很强的文章,以平实的语言论述了造办处的设置、规模职能及沿革,管理大臣上至亲王下到办事者的升擢调用。还详细地统计出画作、玉作、珐琅作等各行各业的名手160余人,指出其姓名在其他史籍中从未记载过,可填补清代工艺美术史上的空白……大量的辨析、发见、梳理、抄录等工作都彰显了一位老文物专家的敬业精神和真知灼见。朱老功不可没,遗憾的是他已不能一一亲睹他这些丰硕的劳动成果。

朱家溍先生约从60年代中期始到故宫图书馆工作,30年来,在很多图书编纂过程中,他既是整体策划的指挥官、业务导师,同时又是具体工作冲锋阵的工作人员。查找书籍,埋头在库里东翻西找,一天接着一天,编目录卡片,伏案书写,又是一天接一天,还时时不忘指导青年人,手把手地教,比如告诉他们在行文中使用“此书”和“该书”两个词语是有差别的,不可混用。在引证论述上,告诫大家:起码不能出“硬伤”,否则不仅是水平问题,而且要贻误后人。他还尽量给青年人提供展露才华的机会,想方设法把他们推上去。

古贤楮墨滋灵性 小楼绝艺有真传

朱老在工作上是精深卓越的大专家,同时,他又是个才艺出众、爱好情趣多样而高雅的人。几十年来,尽管布衣陋室、粗茶淡饭,但精神生活健康、丰富,没有不良嗜好。上大学时,少年壮志,强身为报国,喜好各种体育运动,足球踢得好。后来多年喜欢摄影,拍风景,拍文物,虽然无心做摄影家,但拍照片时很是用心。到老了,仍不怕辛苦,出差到外地,仍不忘背上自己的相机。晚年撰写了厚厚的上下两册《故宫退食录》,正文前,有十几幅图片,他特意选用了自己拍的两幅摄影作品,一幅《静物》,一幅《兰》,选材、构图都很有水平,且蕴意深远,让人赏心悦目。朱老晚年还特别喜欢盆景艺术,也许是为了消解案牍劳乏,在他的办公室里、家里,都摆放了许多他买来的盆景,把四时花木和大千世界缩现于咫尺之内。这爱好,竟影响了周围的同事,也学着朱老买盆景、谈盆景。

当然,让朱老一生深爱的还有笔墨丹青,因为生于书香世家,收藏甚多,使他得以薰染陶冶,再加上个人努力学习,因此,年纪尚轻,已是淹通书画、妙擅丹青了。由于工作需要,朱老喜欢写楷书,而且多是小楷,自幼临习唐碑,如欧、颜、柳诸家,汉隶也写得好,深得古法。早年曾向溥心畬学画,多获大师指教。工作后,虽然很忙,还常常静下心来,花几天的功夫临摹古画。如1998年,朱老连用数日精心临摹了《五牛图》,并在上面题识:“韩滉五牛图久佚海外,周恩来总理自香港购回,仍藏于故宫。今逢总理诞辰百年之际,临摹此图,以志不忘。”后来,1997年,香港回归,他临摹了《临冬至阳图》,“以志吉庆”。他还临有《浙江上人画山水卷》等,皆古法备至,形神具妙,几可乱真。

除上述爱好之外,要说朱老的最爱,则是京、昆戏曲,这也许仅次于他对文物的爱好和钻研了。舞台上各个行当的戏他会一百多出,尤其是对杨小楼的武生戏,他钟情于此长达80年,登堂入室,造诣非凡。

朱家溍早年在辅仁大学上学时,就以能演正式生戏闻名。过去许多文人都爱唱票戏,唱老生的多,唱旦角的少,唱武生的要武术的基本功,所以,票友多不曾学过武术,也不敢擅动武生戏。朱家溍七八岁时,常随祖母去吉祥剧院看杨小楼、梅兰芳的演出,得以瞻望风仪,尤其杨的武生戏竟使这个幼童痴迷不已。后来,家里举办堂会戏,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名伶必不可少。年幼的家溍一看就到下半夜,而毫无倦色,他后来跟父亲说要学戏,而且只学杨小楼,父亲想了想,答应了,但告诫他,学戏可以,但要认真,并且日后不可以此为生下海唱戏。父亲的意愿还是要他读好书,以期大成,将来对社会有用。父亲为他请了好几位名师,其中有杨小楼的女婿刘砚芳、名票友红豆馆主溥侗等,和他一起练功的是杨的外孙刘宗扬。

朱家溍13岁首次登台演《乾元山》,扮哪吒,得到杨小楼的赞许,杨指着家溍对自己的几个徒弟说:“朱家四哥儿的坯子比你几个都强!”有一年,故宫在神武门城楼上辟为剧场,由博物院中的同仁来演戏,朱家溍主演《摘缨会》,连舞边唱,尤其武生的“短打”极见功力,深得杨小楼真传。朱家溍对杨执弟子礼,毕恭毕敬,亲聆教示,终身服膺。

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故宫博物院业余剧团发起捐款义演,从正月开始每周演两场或三场。在《阳平关》、《莲营寨》中,朱家溍演赵云,博得观众阵阵喝彩。后来演《长坂坡》时,张伯驹先生看完戏,特意跑到后台,对正在卸装的朱家溍高兴地说:“真正杨派的《长坂坡》!现在演《长坂坡》赵云没有够上杨派的,只有你这一份!”

到了90年代中,一次朱老回忆自己的业余生活时说:我爱演戏,唱练做表,是自我艺术享受……每年必有一至三次,规模比较大的是1985年北京市举办京昆艺术节,有我一场京戏《青石山》,一场昆剧《寄子》,都是和梅花演员宋丹菊合作的。89年有中国戏曲学院和北京京剧院举办的杨小楼110岁纪念演出,我演《湘江会》。90年徽班进京200年大会,有我一场《别母乱箭》,94年纪念余叔岩,我又演了《别母乱箭》。另还有几次在剧场演出京剧《戏凤》、《别姬》,昆剧《卸甲》、《告雁》、《刀会》、《小宴》等。

朱家溍对杨派武生艺技,钻深研透,崇仰先贤,眷念师门,甚得其中三昧,他扮演的武生赵云、关羽等,都是虎将,唱念做打,一一细心琢磨,为此,一举手、一投足,无不虎虎有生气,八面威风。屈指一算,杨小楼先生已辞世60余载,他的嫡传弟子如李万春等都已不在人世,现在能传杨派绝艺的,恐怕只有朱家溍了。故此,名宿姚玉芙断言:“朱先生的杨派武生,再也找不到第二位了。”戏曲家黄宗江这样评价朱老:“犹如杨小楼在世,有乱真之美。” ( 梦棠 光明网)

怀念一代大家朱家溍先生


朱家溍(1914-2003),是深受学林尊敬的历史学家、文物学家和戏曲研究家。

我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国庆休假时接到好友来电,先生去矣。很使我难过。收到先生女儿寄来的讣告,只能回函表达哀思,我深知其处世习惯,例应尊重。先生遗言:“到时候来看我的,都是喜欢我的人,可我躺在那儿也不好看呀,人家看了也不舒服,还是不来的好。如果一定要搞个仪式,就开个小型座谈会,让朋友们看看我年轻时、唱戏时的照片,评评我的工作,不是更好吗?”虽说他患病后,曾筹划进京探视,却不敢扰其养病,常从侧面探听情况。所以在我心目里,犹记那年先生应邀莅沪,我于晚间去他下榻的华侨饭店访问了两次,又与先生的弟子,还约了先生早年辅仁大学同学顾氏女史,在文艺沙龙内午餐。先生欣然来到,一袭米色西装,衬衣尖领外翻,见我带着孩子说起日常教育外孙女的心得,又回忆抗战胜利后北返途经申江的情形,从上海家常菜肴聊到京中老字号饭馆,颇有与周围中西合璧的建筑环境形成默契之感。如今想来恍若梦寐,他依然健朗和亲切的样子,不觉忆念起那逝去的亲炙时光,沉浸对往事的回想之中。

捐献家藏文物

1994年中秋节,浙江博物馆新馆落成之际,先生代表全家又捐献家藏文物,至此实现了“化私家为公家”的诺言。闻知赶去杭州,见了唐朱澄《观瀑图》、宋李成《归牧图》、南宋王安道砚、明潞王府制琴等稀世珍品,还有明成国公紫檀画案和柳如是写经砚。我颇有高山仰止之感。机遇说来就来。

翌年初夏,我去史树青先生寓所拜谒,他刚要出门,把一份请柬给我并写道:“季黄学长:今日上午我有事,不能出席老伯捐赠精品展览,介绍上海沈建中同志前来……请接见。敬礼!弟史树青拜,即晨。”叫我快去故宫皇极殿,朱先生正在出席故宫博物院70周年院庆举办的“朱翼庵捐赠碑帖精品展”揭幕。赶至仪式刚散,却成了我绝好的观赏机会,得以见识“欧斋”所藏传世孤本。最巧的是见到先生女儿传荣君,她让我即去家访,我觉得老人要午休,便犹豫起来。她爽快道,没关系,父亲一般不午睡的。

当我拐进板厂胡同,寻着门牌号,哦,这儿原是清僧王府。入院望着古槐覆盖宽大院落,觉得起码沉淀了百年清幽。主人是朱熹后代,相国世家。没喝两口茶,传来苍劲的皮黄老生调门,家属引我来到西耳房,前窗外竹木扶疏,绿叶芃芃;隔扇楣匾是许姬传署“宝襄斋”,壁间挂着他父母的书画,无不弥漫旧时痕迹。与先生坐在南窗下,我觉察出其内涵谨严的气质。想起上午在展厅里听到的议论,“这些碑帖起码值人民币三个亿”,顿生虔敬。

先生高祖朱凤标收藏丰富的近光楼与圆明园同烬;光绪二十六年朱府介祉堂所有藏品被倭寇焚毁;父亲朱翼庵留学英伦返国后,节衣缩食,苦心访求,为了北宋初拓《九成宫醴泉铭》,举债高利贷四千银元;藏书复置十万卷,那是“万卷琳琅、致多善本、几案精严、庋置清雅”的胜景呵。及至消逝了,他诙谐地为逼仄的起居之室取名“蜗居”。

电器仅只彩电

我看到屋里纸糊墙顶,山墙旧门用蓝印布遮挡,除了一只彩电,不见其他家用电器,颇有南方旧居的韵味,便自在得多。他穿着茄克衫、牛仔裤和健身鞋,悠然地吸烟,慈祥随和,不觉说起自己年轻时也是足球场上的前锋。这样可亲的长者性情,使得我后来进京都前往拜访,毫不拘束。可我分明发现老人起居不便的艰苦况味。有次冒渎聊起,他说:“我不是不在乎居住条件,这房子虽破旧狭小,我从十七八岁就住这儿,举架高、筒瓦顶、砖墙厚,山墙角用城砖建的,是少有的,因此我家并不为生活方便而作任何改变;常有人说我住这屋子很清苦,我觉得挺好的。”

我在他家里吃过几次饭,连晚饭喝两盅,也像江南喝老酒般的随意,给我留下“硕学寒士”之印象。他不无感慨地说,人生的苦恼无非是失落,无所求,即无从失落。人之脆弱就像一只蜗牛……

有件至今想起惭感交并的事。初见先生著述《两朝御览图书》,书前影印弁言是他用极工致的小楷写成的,清丽间有一股英挺之气,爱不释手,才不顾当时难以承受的书价购入囊中。他见我求取不厌,先后赐我几件法书,尤其是先生在起潜老人篆书扇页的另面以汉隶书赠,令我珍爱。我痴迷淘旧石印线装本,花钱请人修补后就请他题签,裁了小纸条寄去,还愚昧地请题“藏本”。没多时,他寄来题好书名的签条,又在信中耐心讲解何谓“藏本”,着实给我上了一课。

日常极重趣味

朱家溍为庆贺香港回归而画的《成化御笔冬至阳生图》

去了几次,他见我喜好摄影,便说:“我在青年时喜欢照相,近几年利用赴各省鉴定一级文物的工作间隙,顺便也照几张。”他随手取出两张作品,一是石钟山上“松林夕照”,一是“丽江雪山”,光影俱佳;又拿出一幅庐山风景,章法格调呈现地道的山水画意趣,他在上方留白处题跋:“乙亥孟夏,偕丽江登匡庐,偶制此幅,峭壁层岩,碐磳露骨,颇似马夏皴法。”盖了两方小印。我向他借了两幅带回刊于我当时供职的刊物上。又忍不住要求欣赏其早年作品,他从书柜里取出相册示我,那些厅堂轩馆陈设、庭园及人物,均摄得清丽淡雅有韵致,深藏毫无功利性地又不张扬技巧的摄影观。此后,我总是念兹在兹,渴望有机会救护这些老底片再编印成册。无奈京沪两地远离,虽有过奔波都无果。

记得先生对我回忆道,他在辅仁大学念书时,有位外籍老师桑德哈斯先生也爱照相,介绍他去万国美术会参加摄影展,每次展出40幅12英寸的作品。洗印的价格是4角一张(用威劳格斯绒面纸),40张共16银元。美术会代为定价每幅售价20元,与当时国外行情相符,因为销售对象是外国旅游团。该会主持者每次总会在他送去的作品里选出几幅,并说这几幅肯定能售出的。每次40幅可以售出五六幅,除去把所得十分之五交给该会外,自己所得十分之五再除去制作费,就是纯收入了。即使把购买胶片的费用也算在内,也是不赔钱的。我是第一次听说以这样方式办影展。

我看到书柜玻璃门内有一幅剧装画像和一幅剧照,引起了我的好奇。先生告诉我,“这幅画像是抗战胜利后,我在重庆实验剧场表演《花蝴蝶》剧中人‘花蝴蝶’,戏的末一场‘水擒’就是这样打扮,这件衣服在戏箱中叫‘露肚’。由画家胡守一为我画的,他是我的朋友,事隔多年,不知他身在何方。另一幅是1994年我在中和戏院出演《宁武关》周遇吉的剧照。”我算了一下这两幅像,相隔近半个世纪。那幅“花蝴蝶”是个漂亮青年形象。这幅“周遇吉”是中年人,剧照容貌与角色年龄十分符合,让我惊奇先生年过八旬,怎么化妆后就变成三四十岁的面貌,而两幅肖像的真实年龄相差五十多年,可化妆效果却呈现只相差十年左右的面貌。我问先生是谁的化妆艺术如此高超,先生笑道:当然是自己化妆。

他放了春节在湖广会馆演出的录像给我看,但在开锣盛况的隆重声势下,虽已高龄,戴重盔、挂长髯、穿厚靴,扮相英武,身段敏捷。我当然会起劲,而先生却静静地盯着荧屏,正在琢磨着什么。他为人谦和诚笃,处世低调实在。有人尊称他为“名票”,他会解释自己没有加入票房组织,纯属业余爱好,不过嗜之既深,力求钻研。见过他的诗稿:“净几瓶花情两关,攀墙薜荔幻青山。落英犹惹蜂蝶闹,退笔频挥砚未闲。鉴古裒珍篇帙富,繁文类句自须删。登台粉墨悲欢意,恍似神游伴玉颜。”可以想见他的日常极重趣味,心境洒脱,是经历二十世纪风云动荡人生之后的特有通达。

故宫内的办公室

朱家溍82岁时,正从故宫下班

1970年代末,我就去故宫“白相”过,进午门沿中轴行,至乾清宫再游两侧出神武门,皇宫也就这般。可在1996年冬日午后,传荣君带我骑车漫游东华门一带,深宫秘苑里的废殿荒园,让我惊愕原来这么浩大。冬日无力地悬于半空,回光返照林间,煞是苍凉,说不上寻幽览胜,似乎探觅寥落以前的繁华。随后绕道宫西近北墙的城隍庙,先生在原是道家修行的一间北屋办公。其时正伏案阅览古文献,连空气也显得肃穆,颇具回肠荡气之意。听他的同事说,这位老人不得了!分课题时,他总让别人先选,剩下的自己来干,既是博学精鉴,几乎类类兼通,还说明年事已高仍保持刻苦攻关的勇气。

那院落、松柏,无不透露明清气息,先生背后的紫檀木柜,我看着就很像他在《龙柜》里描写的那样,好像乾隆时宫殿的摆设。先生说桌子是同治结婚时做的,椅子是光绪年间的,可谓“眼福”也。记得那天他对我这个槛外人说:“从事文物工作需大量接触实物,但基本功仍是读书。经史子集都要涉猎,像《史记》、《汉书》要精读,《明史》、《清史稿》必读。”他还强调“鉴定”应为“鉴订”更妥,很多时候无法一锤定音,是不断“考订”的过程。

我看到他把报端李滨声的漫画《右军歪鼻图》,复印放大张之办公室门上。恰似醍醐灌顶,让我体味出其刚柔相济的禀赋。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曾有过几段苦涩岁月,我没见过其愤懑,只是听他津津乐道在那艰难时光里的“觉得太让人高兴了”的往事。那天他说:“解放后,我没买卖过一件文物。”听来掷地作金石声。他与家人无偿捐献的文物,其品质之精良、数目之巨大,恐无先例。这天我自感聊得投机,竟问到了“捐”的事情,他如是说:“文革后期发还了家藏家具,我已‘蜗居’了,就想捐给故宫,那时‘革委会’领导不接受,说我是有问题的人。外贸公司就来收购出口。我不能为钱让文物流散海外,于是通知承德避暑山庄,正好他们也缺家具,就送给他们。”又坦然笑道,“古器物有聚有散,聚是一乐,散能得其所,亦是一乐。”傍晚,紫禁城的夕阳在我观之似乎比朝阳更显激动的魅力。

红墙之中的背影

朱家溍晚年时在中和戏院出演《宁武关》的剧照

望着先生下班骑上自行车,悠然行于深殿红墙之中的背影,我思忖,只有胸怀大爱者,才能如此作为。他女儿说,无数次听父亲背诵康熙时铭文“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平生最高兴的是抗战胜利这天;当他走上台北故宫博物院讲坛,脱口而出“我亲爱的故宫博物院的同事们”;香港回归便临摹《成化御笔冬至阳生图》,以志吉庆;吃年夜饭时告诉家人,自己在演出昆曲《赐福》的唱词里加上“愿中华一统,四海升平”。如此理想,寄托了高贵操守。那天他的凛然陈词,至今可忆:“圆明园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破坏的,这北京城是我们自己拆的,多痛心啊。”“别再拆了,仿造都似是而非。我赞成梁思成的计划,当初就在城外修新北京,现在不也二环三环四环……”刚介嫉恶之论内蕴深沉关爱,显现出雄奇才情。

多年来,以我的环境想阅读先生著述,需费力搜寻的。读来既有专家的见地学识,又有文章家的白描笔法;文字精练,行文讲究趣味;既是考索,又与读者聊天似的,如从选石料、堆砌手法、布置类别来漫谈叠石,讲述牙角器、漆器、家具、景泰蓝的工艺知识,撰写旧京府邸第宅的门、匾、影壁格局兼及主人身世,既是境界超逸的纯正文本,又是隽永散淡的文史随笔。最近,我如愿以偿地为读者选编了先生的散文集《什刹海梦忆》,以为纪念。

——作者沈建中,选自2007年1月7日《新民晚报》

杨耀

中国现代家具学家。字子扬。北京市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二十一日,卒于1978年8月21日。早年家境贫寒,刻苦自学成才。1932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建筑师。1944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1950年后,历任中直机关修建处设计室副主任、甘肃省建工局和城建局副局长、兰州市公园修整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后,历任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标准设计研究所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兰州分会副理事长等职。

杨耀运用现代科学、考古学知识来研究中国古典家具,开拓了明式家具这一新学科领域,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30~40年代,他协助德国G.艾克教授编著出世界上第一部明式家具专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Chinesedomestic furniture)。40年代,他在论文里首先提出按使用功能对明式家具进行分类的主张,这为后来者所遵循。他在大量调查研究和亲身观察的基础上,对中国细木工创造的众多精巧的榫卯进行了总结和命名。

杨耀十分重视家具生产的工艺技术,家具结构、榫卯以及家具尺度与人体的关系,强调把家具作为古代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和总结。在研究中既注重家具的物质性, 又注重总结家具造型美学的成就, 因此开辟了一条研究明式家具的科学的、正确的道路。他首次按科学投影的方法测量绘制了数十幅精致的明式家具结构图,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  

杨耀还精于家具设计工作。1959年主持设计了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室内家具。1962年主持设计了出口硬木家具。杨耀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家具设计和研究人才。主要著作有《明式家具研究》等。


附:明式家具研究》内容简介

《明式家具研究》于1986年出版,2002年再版。收录杨耀先生生前发表论文共计四篇,分别是《中国明代室内装饰和家具》、《我国家具发展简况》、《中国家具的艺术地位和风格问题》、《我国民间的家具艺术》,另有《漫谈建筑线脚》一文第三部分节录。

最为珍贵的是是该书附有杨耀先生早期测绘的明式家具蓝图40余幅,为1979年重新绘制,原图大部分在文革期间佚失。所绘明式家具图纸计有杌凳、春凳、靠背椅、圈椅、炕桌、三腿香几、方几、琴几、琴桌、画案、平头案、闷户橱、三屉矮柜、圆角柜、衣柜、朝服柜、榻、架子床等近20个品种。杨耀先生将明式家具分为凳椅、几案、橱柜、床塌、台架,屏座等六大类,此种分类法多为后人所遵循。

该书还收录榫卯构造示意图共计34种。各种榫卯相辅相成,斗拼巧妙,结合牢固,常见的有燕尾榫、尖角榫、插肩榫、穿带角榫、长短榫、勾挂榫、削丁榫、抱肩榫、托角榫、通榫、半榫、综(一作棕、粽)角榫、明榫、穿榫、挂榫、格角榫、套榫、双夹榫、锲钉榫以及走马销、盖头楔等约几十种,凹凸错落,形成明式家具形体的完整、牢固和美观。这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

另有实测的家具照片20幅,虽为黑白照片,但轮廓结构却还清楚,都为典型的明式风格家具。
《明式家具研究》虽文字不多篇幅不长,但是图文并茂,言简意赅,每句话都值得我们细细捉摸和考量,它是杨耀先生多年研究的结晶。每幅线图和照片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和熟记其特点,因为衡量一件传统家具好坏的标尺其实就隐藏在其中,而这把标尺要靠我们自己去感悟,去发现。初读者似不足为奇,但随着自己对家具知识的逐步了解,相信每次研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和体会,因此这本书不是读一两遍就能领会其中所包含的内容的。如今这本书与《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几乎已成为从事家具研究和学习的必备之物,都是早年前辈们的研究成果。(百科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