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被称为“国宝”的国宝鉴定大师

多年来，我因为喜欢书画、文物，加上爱去故宫，后来有幸认识了在故宫工作的几位老前辈 ，比如已故的单士元先生、刘九庵先生，比如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等等。我对他们充满了钦仰之情，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一座山，一座需仰视可见的高山。而这其中的朱老又是我最为崇敬、交谈也较多的一位长者。朱家溍先生是享有盛誉的著名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文物收藏家、戏曲研究专家。他头上的“衔”很多，一个一个都是响当当，了不得！都属于“极品”，令人景仰不已。朱老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现只有两名，他和王世襄先生）、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九三学社社员。

朱家溍是浙江萧山人，生于1914年8月11日。他90年的生涯，几乎全是和文物打交道。其中又有60年，在故宫搞文物工作，朝夕相处，乃至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和生命。朱老走了，离开了他心爱的文物研究事业，离开了他视之如家的故宫，走了。斯人已逝，往事如昨，许许多多的回忆却依然新鲜——

后宫布展循原状　龙椅重修见前容

朱家溍先生和故宫博物院有着源远流长的宿缘。这不仅是朱家溍一代，甚至是朱家两代三代说不尽的话题。朱家溍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二十五世孙。他的高祖朱凤标为道光十二年进士，宦至太保体仁阁大学士。他的父亲朱文均，是近代著名碑帖收藏家、书画鉴定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时，负责鉴定故宫院藏古代书画碑帖。上世纪20年代中，故宫首次对外开放，尚是稚童的朱家溍就由父亲领着手走进这深幽神秘的紫禁城宫苑，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刚12岁，还什么也不懂，但也知道这是皇上住的皇宫，百姓是不能进来的。而我今天不但能进来，而且每个院落都走过了，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几年后，我又来过故宫一次，是张作霖在北京任大元帅时期。我还记得我买了一本故宫编印的《掌故丛编》，——当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认字多了，能够读这样的期刊了。”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国子监等处收集的数十万年中华民族文物瑰宝，装箱南运西迁，以求国宝不至在战火中损毁。1934年，又在伦敦举办一次中国古代艺术展，那是中国古代艺术品第一次大规模出国展出，全部绘画艺术品是由朱文均所选定，展毕，这些文物装成83箱，运至贵州安顺。之后的五年中，不知多少次地艰难而巧妙地避开了日寇的轰炸和炮火，直到1943年，国民政府派军用卡车将其急运重庆南岸海棠溪向家坡，年轻的朱家溍这时刚从辅仁大学毕业，正在此间“粮食部门”供职，于是被借调来当临时工，他非常高兴。他们先把文物83箱小心翼翼地抬着装上汽车，到中央图书馆，再小心翼翼地抬下汽车，走上几十层台阶，放进库房，再把陈列室打扫得窗明几净，再打开箱子，搬出卷、册、轴陈列起来，再照着目录写陈列卡片。几十年后，朱老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青年时代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思想活动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一边工作，一边欣赏。”“这时候的享受真是无法形容的……我们夜以继日忙个不停，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累。”“更重要的是，我们当时的工作都非常谨慎小心，挪动每一件文物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似千斤重担在肩，唯恐有一点闪失而弄坏了国宝——这83箱都是故宫最尖子的文物啊！”

一晃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有年，朱家溍已成为上受领导器重下受同仁尊重的业务骨干。经他过目的古文物不计其数，他是清史专家，人称“绝学”。1964年时，故宫决定布展储秀宫，朱家溍无疑成了业务的带头人，当时工作难度、工作量都极大。因为要恢复储秀宫的“原状”，怎么设计、怎么布置、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心里没谱儿。无资料、无实物，再遍查国外博物馆陈列资料，也没有参照的先例。怎么办？朱家溍和几位年轻人就一头扎进档案馆，在积尘数寸如小山般的档案里，寻找清代各朝时期的相关文字材料，之后，根据文字的确凿记录，又扑进同样堆积杂乱的仓库里，一件一件地找出当年后宫妃嫔们日常饮食起居使用的杯盘碗盏、桌凳屏几及镜奁盆架，乃至闲时玩赏的金玉珍玩，力求件件有来历，桩桩有缘由，最后终于完成了任务。

朱家溍后来总结了几点：一、完全根据史料、档案记载，一物一事必有依据地布展。二、力求做到“原状陈列”，但又不是“原状保留”，即在整体上保持“原状”后，还要注意适当地取舍、剪裁，要有主次之分，有常备和临时之分。如布置一室，其中日常用的壶碗、痰盂、帽架、如意等应不缺欠，而其他玩赏的物件要酌量而取。三、布展中的物品，要切合主人的身份、性格、爱好和需要。如布展晚清慈禧房间时，因她平时喜爱兰花，因此把她曾喜欢的一幅“兰”画，装裱好，挂在墙上……正因此，储秀宫的文物展览，不仅在故宫内，而且在国内、国外文博展览业绩中，迄今仍成为优秀典范。

朱家溍在故宫工作还有一件大功劳，即寻找修复太和殿的宝座。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君临天下”和居住的地方，是全国的中心，而太和殿则是故宫的中心，皇帝处朝政的宝座——龙椅，无疑是中心的中心，人们参观故宫，如果没有到太和殿去看一下那雕龙髹金大椅，近乎没有“完成任务”。而这把龙椅，在袁世凯窃国称帝时给换掉了，后又弄得不知下落。50年代末，朱家溍从一张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拍的老照片上，看到了从前太和殿内部的原貌和陈设。由此，他用心查找，终于在一处存放残破家具的库房中，发现了一个破旧难辨的髹金雕龙大椅，经研究考证，它很可能是明嘉靖时重建皇椅殿后的遗物。迨至清康熙时，重修太和殿，这把椅子经修理又重新使用，直到袁世凯时代才被撂出去，又遭损毁。1963年，故宫决定修复这把珍贵的但又伤痕累累的宝座，朱家溍承担此重任，根据史料记载和图片（如康熙帝画像等），费时934个工日，于1964年9月，终于把一座几乎被埋没消亡的龙椅焕然一新地摆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陈列在亿万观者期盼一睹的太和殿宝座之上。朱家溍先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智慧。后来，有人问他：“您这样锲而不舍寻找，为了什么？”他语重心长地告诉说：“太和殿是故宫的中心，展览说明写的是‘原状陈列’，可‘宝座’弄成假的，这不是撒着谎吗？国内外一天到晚那么多观众，居然看假货，这怎么对得起他们？这是我们干博物馆的人的耻辱！”

披沙留金识巨迹　名碑法帖献国家

说起朱家两代——朱文均先生和朱家溍兄弟先后三次将全部家藏文物珍品捐赠国家，总数量超过万件，已成为文物界一件感人的佳话。朱家的义举大德堪为世人楷模，朱家目的在于使珍贵的文物珍品所具备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充分得以体现和保护，并极大的发挥它们的公共职能，以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朱家溍先生一生致力古代书画等文物的研究和鉴定，他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社会文物专家组成员。比如1992年至1997年间，他与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一起跑遍了全国，对各省、市、县博物馆、考古所呈报的一级文物，进行复查、确认。鉴定工作的全过程中，有人专看陶瓷器，有人专看青铜器，有人专看玉器，三类以外，不论是书画碑帖还是工艺美术品类的各种器物则都由朱先生负责鉴定，为此，他被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中鉴定门类最多的专家。朱先生为人虚怀若谷，当别人称之为“鉴定大师”、“国宝”时，他微笑着直摇头，说自己不过是普通的“博物馆工作者”、一名“故宫人”。

说起朱家溍的博学精鉴来，可以从上世纪50年代他初入故宫认出两件宋画真迹说起。那时，在故宫库房中有三间屋堆放着几个大木板箱，外面贴着法院的封条，这即是所谓的“易培基盗宝案”物证，其实这是一桩“莫须有”的冤案，后因证据不足，终未构成犯罪。不久，法院请来著名鉴定书画名家黄宾虹先生鉴别故宫藏品是否有假文物。当时有这么一种分析逻辑：即认为故宫内不会有假画，所以倘若发现有假的，则必是易培基抵换过的，于是黄将一批认为是假的东西挑出来，法院就将其装箱封存贴上封条。当时还是年纪尚轻的朱家溍找到马衡院长，大胆建议撕下封条，要一箱一箱、一件一件逐次重看上去，这一看不要紧，竟有两幅宋画被朱家溍认出来了，朱觉得不仅笔墨色彩古雅，更重要是画作所浮现出的那种气息神韵，是造假者造不出来的。两件名迹即是宋徽宗的《听琴图》和马麟的《层叠冰绡图》。朱家溍高兴地跑到马院长处汇报，马衡听了也大喜，使人立即取出这两幅宋画，送到钟粹宫书画陈列室陈列。两件价值连城的“国宝”，在朱家溍的慧识下，没有轻易流失，真是故宫博物院乃至国家民族的幸事。几十年后，朱老说：“当时我30多岁，实际上是青年人的幼稚思想，要显示自己的眼力，能在大批假东西中把真东西挑出来。现在想起来也很可笑，不过那天的确收到我所想到的效果。”

再说说朱家献宝的事情：朱家两代父子五人，于1954年、1976年、1994年三次曾将家藏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让世人钦敬不已。1954年，已故朱文均先生的遗孀张女士遵承丈夫遗愿，率子朱家济、朱家源、朱家溍将家藏碑帖706种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许多精品十分罕见。如：北宋拓《九成宫醴泉铭碑》、宋拓《皇甫诞碑》、元拓《李靖碑》等，其中有的竟是传世孤本。
“文革”期间，朱家一连几次被抄家，苦心收藏的大量书籍、字画、古家具被抄走。到了1976年，政府把被抄财物退还，朱家兄弟认真思考后，即把一批明清家具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将2万多册善本图书捐献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他们心里放松多了，也高兴多了。

1994年，朱家溍又和兄弟四人商量后，再次将家中珍藏的几十件古代名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让人赞叹的是，其中有五代李成和南唐朱澄、还有宋代夏圭和许道宁的作品，堪称稀世之珍。

回想当年朱家为收藏这些古物珍品，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财力。朱文均老先生在世时，虽在当时属于高收入的人，但不能排在富户之伍，他有好收藏的瘾，就节衣缩食，用过日子的余钱来购置了许多名碑法帖，比如为了买那本珍贵的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一咬牙，使了高利贷，借得4千银元。后来为了还贷，又不得不狠了狠心卖掉了两幅自己心爱的名画：沈周的《吴江图卷》和文征明的《云山图卷》。

朱家把视若自己生命、融入全家心血的珍藏无偿献给了国家，朱老曾意味深长地讲：“正是因这些家具、碑帖、古代善本图书和古人字画非常珍贵，我们才把它捐献给国家。我保留这些是个负担。我们这个大家庭，后代是怎么个生活方式，他们有没有能力保存着这些文物，我们当老家儿的不敢保证。把他们捐献出来，交给国家保护，这些文物才能得到很好的收藏。我们兄弟也等于卸了包袱——我们兄弟已经把有价值的东西都捐献了，我已变成了一个无产者，活得坦坦荡荡了。”闻者无不肃然起敬，同时让人想起，朱老生前一直和家人居住在狭小简朴的平房里，屋里几乎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然而他却不以为忧，依旧不改其乐，一心想着国家，终身献给故宫文博事业，他曾明白告示世人：“解放后，我没买过一件文物，也没卖过一件文物。”

如山典籍精门径　等身编著倍苦辛

朱家溍先生在目录版本学上堪称是著名专家。这当然和他家学渊源密不可分。自幼生长于诗书世家，藏书宏富，陶染深彻。后来他进辅仁大学文学院，在国文系得到学士学位，在大学攻读期间，亲聆古文字学家沈兼士、史学家陈垣、目录学家余嘉锡以及训诂学家陆宗达诸先生的教诲，在古籍整理研究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末，在《收藏家》杂志上，自创刊号起连载的《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欧斋藏碑帖目录》、《六唐人斋藏书录》原是朱先生青年时代所编，足见先生在此领域内的深厚学养和功力。

80年代初，为配合全国公藏系统联合目录《中国中籍善本书目》的编纂，朱老主持了《故宫现存善本书目》的鉴定和编选工作，包括选善和著录。与此同时，为培养年轻后学，他在馆里举办讲座，传授有关版本及文史方面的知识、经验，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已在故宫人口皆碑。90十年代初，故宫图书馆编纂大型图书《两朝御览图书》，由当时的馆长徐启宪先生和朱老领军作战，朱老任主编定的书名。然后确定体例，编选书目、图片至全部文字定稿，朱老认真、细致，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不得有半点粗疏、一丝懈怠，最后由朱老总其成，700多本，他逐字逐句地审读，并用朱笔润色，再用毛笔小楷撰写了一篇序言，追述故宫藏书及其目录的历史沿革。此后，朱老又主编《故宫珍本丛刊》的编选工作，确定了1100余种珍本图书和1600余种清代南烩与州平署剧本和档案，朱老为之撰序。1997年，新闻出版署将其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册数达731之多。朱老还主编了《明清帝后宝玺》、《清代后妃首饰》、《历代著录法书目》等。更应提及的是由朱老主编的大型图书《国宝》的编选出版工程。内容包括青铜器、书法、绘画、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木器、织绣等门类。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公司出版。同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将此书列为本年度第一流图书。另外，由人民美术出版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400册，其中有12册，也是由朱老主编。

近年由朱老选编的《养心殿选办处史料辑览》（从雍正朝至宣统时期共分五辑）正由紫禁城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又浸含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智慧。朱老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故宫档案资料，为研究宫廷历史、鉴定文物和恢复清宫原状陈设认真寻找根据、依傍，他不惮劳苦，一连用几年时间进行抄录收集。进入90年代，他年事已高，又身兼数职，仍一如既往地抄、誊、整理标点。日前已出版的《第一辑·雍正朝》，系雍正元年至十三年间雍正帝有关养心殿造办处的谕者和管理人员的奏事记录，全部由朱老亲自选辑、标点而成，对于研究者和一般读者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同时，该书大量披露秘藏清宫内的档案材料，其内有许多正史无载的枝节末梢，细读，可以获得许多难得的信息……还应特别提到的是，朱老撰写了《前言》，这是一篇导读性很强的文章，以平实的语言论述了造办处的设置、规模职能及沿革，管理大臣上至亲王下到办事者的升擢调用。还详细地统计出画作、玉作、珐琅作等各行各业的名手160余人，指出其姓名在其他史籍中从未记载过，可填补清代工艺美术史上的空白……大量的辨析、发见、梳理、抄录等工作都彰显了一位老文物专家的敬业精神和真知灼见。朱老功不可没，遗憾的是他已不能一一亲睹他这些丰硕的劳动成果。

朱家溍先生约从60年代中期始到故宫图书馆工作，30年来，在很多图书编纂过程中，他既是整体策划的指挥官、业务导师，同时又是具体工作冲锋阵的工作人员。查找书籍，埋头在库里东翻西找，一天接着一天，编目录卡片，伏案书写，又是一天接一天，还时时不忘指导青年人，手把手地教，比如告诉他们在行文中使用“此书”和“该书”两个词语是有差别的，不可混用。在引证论述上，告诫大家：起码不能出“硬伤”，否则不仅是水平问题，而且要贻误后人。他还尽量给青年人提供展露才华的机会，想方设法把他们推上去。

古贤楮墨滋灵性　小楼绝艺有真传

朱老在工作上是精深卓越的大专家，同时，他又是个才艺出众、爱好情趣多样而高雅的人。几十年来，尽管布衣陋室、粗茶淡饭，但精神生活健康、丰富，没有不良嗜好。上大学时，少年壮志，强身为报国，喜好各种体育运动，足球踢得好。后来多年喜欢摄影，拍风景，拍文物，虽然无心做摄影家，但拍照片时很是用心。到老了，仍不怕辛苦，出差到外地，仍不忘背上自己的相机。晚年撰写了厚厚的上下两册《故宫退食录》，正文前，有十几幅图片，他特意选用了自己拍的两幅摄影作品，一幅《静物》，一幅《兰》，选材、构图都很有水平，且蕴意深远，让人赏心悦目。朱老晚年还特别喜欢盆景艺术，也许是为了消解案牍劳乏，在他的办公室里、家里，都摆放了许多他买来的盆景，把四时花木和大千世界缩现于咫尺之内。这爱好，竟影响了周围的同事，也学着朱老买盆景、谈盆景。

当然，让朱老一生深爱的还有笔墨丹青，因为生于书香世家，收藏甚多，使他得以薰染陶冶，再加上个人努力学习，因此，年纪尚轻，已是淹通书画、妙擅丹青了。由于工作需要，朱老喜欢写楷书，而且多是小楷，自幼临习唐碑，如欧、颜、柳诸家，汉隶也写得好，深得古法。早年曾向溥心畬学画，多获大师指教。工作后，虽然很忙，还常常静下心来，花几天的功夫临摹古画。如1998年，朱老连用数日精心临摹了《五牛图》，并在上面题识：“韩滉五牛图久佚海外，周恩来总理自香港购回，仍藏于故宫。今逢总理诞辰百年之际，临摹此图，以志不忘。”后来，1997年，香港回归，他临摹了《临冬至阳图》，“以志吉庆”。他还临有《浙江上人画山水卷》等，皆古法备至，形神具妙，几可乱真。

除上述爱好之外，要说朱老的最爱，则是京、昆戏曲，这也许仅次于他对文物的爱好和钻研了。舞台上各个行当的戏他会一百多出，尤其是对杨小楼的武生戏，他钟情于此长达80年，登堂入室，造诣非凡。

朱家溍早年在辅仁大学上学时，就以能演正式生戏闻名。过去许多文人都爱唱票戏，唱老生的多，唱旦角的少，唱武生的要武术的基本功，所以，票友多不曾学过武术，也不敢擅动武生戏。朱家溍七八岁时，常随祖母去吉祥剧院看杨小楼、梅兰芳的演出，得以瞻望风仪，尤其杨的武生戏竟使这个幼童痴迷不已。后来，家里举办堂会戏，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名伶必不可少。年幼的家溍一看就到下半夜，而毫无倦色，他后来跟父亲说要学戏，而且只学杨小楼，父亲想了想，答应了，但告诫他，学戏可以，但要认真，并且日后不可以此为生下海唱戏。父亲的意愿还是要他读好书，以期大成，将来对社会有用。父亲为他请了好几位名师，其中有杨小楼的女婿刘砚芳、名票友红豆馆主溥侗等，和他一起练功的是杨的外孙刘宗扬。

朱家溍13岁首次登台演《乾元山》，扮哪吒，得到杨小楼的赞许，杨指着家溍对自己的几个徒弟说：“朱家四哥儿的坯子比你几个都强！”有一年，故宫在神武门城楼上辟为剧场，由博物院中的同仁来演戏，朱家溍主演《摘缨会》，连舞边唱，尤其武生的“短打”极见功力，深得杨小楼真传。朱家溍对杨执弟子礼，毕恭毕敬，亲聆教示，终身服膺。

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故宫博物院业余剧团发起捐款义演，从正月开始每周演两场或三场。在《阳平关》、《莲营寨》中，朱家溍演赵云，博得观众阵阵喝彩。后来演《长坂坡》时，张伯驹先生看完戏，特意跑到后台，对正在卸装的朱家溍高兴地说：“真正杨派的《长坂坡》！现在演《长坂坡》赵云没有够上杨派的，只有你这一份！”

到了90年代中，一次朱老回忆自己的业余生活时说：我爱演戏，唱练做表，是自我艺术享受……每年必有一至三次，规模比较大的是1985年北京市举办京昆艺术节，有我一场京戏《青石山》，一场昆剧《寄子》，都是和梅花演员宋丹菊合作的。89年有中国戏曲学院和北京京剧院举办的杨小楼110岁纪念演出，我演《湘江会》。90年徽班进京200年大会，有我一场《别母乱箭》，94年纪念余叔岩，我又演了《别母乱箭》。另还有几次在剧场演出京剧《戏凤》、《别姬》，昆剧《卸甲》、《告雁》、《刀会》、《小宴》等。

朱家溍对杨派武生艺技，钻深研透，崇仰先贤，眷念师门，甚得其中三昧，他扮演的武生赵云、关羽等，都是虎将，唱念做打，一一细心琢磨，为此，一举手、一投足，无不虎虎有生气，八面威风。屈指一算，杨小楼先生已辞世60余载，他的嫡传弟子如李万春等都已不在人世，现在能传杨派绝艺的，恐怕只有朱家溍了。故此，名宿姚玉芙断言：“朱先生的杨派武生，再也找不到第二位了。”戏曲家黄宗江这样评价朱老：“犹如杨小楼在世，有乱真之美。” ( 梦棠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