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期视觉文化中的华人

景帕莎·约翰斯顿，杰西卡·拉尼尔 （Patricia Johnston and Jessica Lanier）

1784年，“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港起锚，开始了与中国贸易的旅程，并且由此为新生的美国带来了巨额财富。翌年，“伟大土耳其号”（Grand Turk）从马萨诸塞州的塞伦市起帆开往中国广东，几乎与此同时，费城、波士顿等其他美国主要港口城市都有航船启程远航。对全球海上经济的迅速参与，使得美国很快从挣扎中的前殖民地一跃而成为在与东印度和中国贸易中富有的竞争者。

作为这种贸易的结果，美国的视觉文化也越来越国际化，这一方面是由于通过贸易可以获得更多物质材料，一方面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新的主题可供以表现。这其中中国的视觉艺术发挥了重要影响，不仅影响着装饰艺术的结构和形式，而且还为平面构图和造型提供了更多的灵感。由于现代之前很少有西方人到访中国，那些从中国进口的绘画、瓷器与纺织品中描绘的景象，就成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这个天朝王国赖以形成概念的依托。但是，这些器物大多是专为西方市场而制造，固有的中国特征被改造成了适合欧美人情趣的风味。不久以后，西方人发展了他们自己对于中国式的风情和特征主题的想象式的再造，这进一步刺激和满足了对亚洲细节化装饰的需要。

随着早期美国与中国直接贸易的开始，亚洲文化对美国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然而，美国对中国艺术的趣味却是形成已久。17世纪中叶，英国航海法禁止其美国殖民地与任何非英国船只进行贸易往来。因此，包括茶叶在内的所有中国产品——茶叶是西方与中国贸易最主要的日用品——都必须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垄断经营非洲南端好望角以东的贸易）的监管下经过转运才行。尽管贸易途径受限，尽管茶叶、丝绸、瓷器与漆器等奢侈品都成本高昂，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仍然对中国产品发展起了迷恋。

由于漆器非常稀有并且价格奇高，而他们对其制造工艺一无所知，欧洲的工匠们便发展除了一种称为“日式”的工艺流程，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16世纪时进入欧洲的第一件漆器来自日本。1612年，阿姆斯特丹工匠威勒姆•吉克（Willem Kick）将他的作品形容为“仿中国式的”漆器。几乎与此同时，漆器的真品和仿造品都出现在英国家庭中。约翰•斯达尔克（John Stalker）和乔治•派克（George Parker）在他们颇有影响的著作《论涂漆和上漆（Treatise of Japanning and Varnishing）》（牛津版, 1688年, 其后再版数次)中，概括了仿造漆器的要点。至18世纪，“日式”一词失去了任何精确的地理意义，而专指模仿制造亚洲漆器的某些工艺过程。

尽管殖民地美洲人被漆器的绝美品质所迷倒，但他们缺少制造真正的漆器所需要的基本原料和知识，也没必要的购买者为这种很耗费时间的艺术品提供资金支持。在波士顿，这个殖民地最重要的家具制造中心之一，1750年之前至少有10个漆器油漆工。美国工匠们简化了斯达尔克和派克的工艺流程，采用当地有精美纹理的硬木，涂以朴素油彩（而不是在石膏上混合色素与清漆），只用最少的六个步骤，便得到了与亚洲漆器相似的有光泽的黑色表面。温特梭尔博物馆里的大立柜（High Chest，约1740–1750），是留存下来的殖民地时期波士顿出产的大约36个漆器家具之一（图1）。

根据家族传统，工匠皮姆（Pimm）为一位叫做约书亚•洛林（Joshua Loring，1716–1781)的皇家海军上校（也是法国和印度战争中的英雄）制作了这个立柜。这个立柜体现了亚洲式立面设计与传统英国高级家具形式的结合，例如尖顶饰物置于破开的山形墙的中央，优美的弯曲的脚与不同寻常的方形的西班牙风格带爪的脚相连。油漆工采用了模拟龟甲式的背景（朱红色底色中夹杂着黑色条纹），结合具有中国式风格的绘有各类奇趣和具有异国情调动物形态的图景，这些处理方式对波士顿来说是奇特的。多层清漆保护表面并且加深了其层次感。通过运用中国式平面构图和镶金的浮雕式饰物（由一种类似石膏的材料白垩做成），这个柜子在殖民地居民看来一定对亚洲漆器模仿得相当传神、逼真。

这个立柜的装饰造型的来源很难确定，最有可能的是它参考了欧洲人对中国工艺的解释（仅仅是从中获取灵感，而不是直接照搬）。斯达尔克和派克的《论涂漆和上漆》中包含了24个中国式风格设计的图版。其他现成的来源包括印度和中国的丝织品，亚洲的瓷器及其西方仿制品，印刷物以及带有图片的游记，以及英国漆器和真品亚洲漆器等。这个立柜上的部分野兽与在爱德华（Edwards）和达利（Darly）的《中国式设计新手册（A New Book of Chinese Designs）》(伦敦, 1754)中的图例有些相似但又并非完全相符。花园中的亭阁、篱笆、人物以及小舟等，也都是中国瓷器中常见的。

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主题与欧洲主题被综合为一种新的有趣且古怪的风格，这便是洛可可风格。罗伯特·萨耶（Robert Sayer）的《女士的娱乐（The Ladies Amusement）》或《轻松制作日式工艺大全（the Whole Art of Japanning Made Easy）》(1762) 认为：“通过采用印度与中国式主题，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性，因为在这些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奇异想象，比如经常可以看到一只蝴蝶支撑着一头大象，或者其他同样不可思议的事物。它们肆意的用色以及对整体轻灵的把握，总能令人赏心悦目。”由此中国造型与图案赋予工匠们自由以放弃文艺复兴的透视构图和比例分配等规则，发展出一种自由安排设计元素的风格。

工匠们常常通过关于造型设计的书籍等获知中国的视觉艺术。

托马斯·齐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极受欢迎的《绅士和家具设计指南（The Gentleman and Cabinet-Maker’s Director）》(伦敦, 1754)，为将中国风格融入欧美家具提供了模板。齐彭代尔图解了多种家居设计和装饰风格，从古典主义到复兴的哥特式风格，但尤其对“当前的中国样式”给予特别关注，因为中国风格提供了“最多的样式”。图片xxx，是三页中国式椅子设计图样中的一页，为工匠和用户提供了一系列可选方案。每一个椅子都说明了不同的选择，椅腿儿或是雕刻的或是平面的，椅身或是扶手的或是靠背的，以及不同类型的浮雕图案等。除了椅子，齐彭代尔还谈到了中国式的架子、栏杆、镜框、床、容器等。甚至他的“现代”风格的“法国式椅子”，都配置了绘有中国式图形和风景的柔软丝垫。

齐彭代尔的《指南》以及对书中图例的仿作，广泛地传播了中国式视觉元素。1800之前，这本书是很多优秀的美国家具设计师必备的，如新港的戈达德（Goddards），费城的托马斯•阿弗莱克（Thomas Affleck）和本杰明•鲁道夫（Benjamin Randolph）。这类书是美洲稳定增长的消费阶层的时尚指南和品位导向。西方人被中国式的椅子迷住了，因为它适合了他们社交和娱乐样式的演变。这些雕刻精美的椅子轻便易于移动，为家居布置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与传统英国橡木不同，新型的纹理精美的硬木（如来自西部印度的桃花心木，与亚洲硬木有着相似的材质），结构上适合这些在穿空的靠背中嵌以长条木板的纤细优雅的造型。

与齐彭代尔一样，大多数18世纪的欧洲人和美洲人都偶尔会将中国式风格与西方式设计相结合。他们对特别的历史精确性并不关心，对输出到西方的中国艺术的很多方面已面向西方市场作了改造。有时他们是将中国样式融入基本造型的设计，如齐彭代尔的中国式椅子。更普遍的，则是用中国式图样对所有西方样式进行美化。

美国大革命前后，一种长型中国式印制和手绘的金黄色平纹皱丝织品，被缝制成一件特别时尚的女子服饰，如今这件服饰保存在纽约的大都市艺术博物馆（图3）。这件两片型的服饰由一层长袍式外挂与配套的长及脚踝的衬裙组合而成，两层均配有圆齿状的皱褶型花边。这件服饰的制造者精心设计了花瓣式的图样，右手部位有牡丹花图形，左侧则有小花枝及蝴蝶造型。对丝绸图样的这种细致的关注在整个服饰中随处可见：袖子上的图样非常般配，紧身胸衣的两侧开口处各配有牡丹花图样。尽管这些图样确为中国式的，但这件服饰的造型却是十足的欧洲风格。

在殖民地时期，穿戴丝绸是最高等社会地位的体现。从丝绸被美洲人极其小心谨慎的珍藏、再次使用乃至代代再造，可以看出丝绸的珍贵程度。这件服饰与乔纳森·贝尔切夫人（Mrs. Jonathan Belcher）的家庭历史有关，她是殖民地时期马萨诸塞州长官（1730–1741，1746–1757年间是新泽西州长官）的妻子。然而，这件服饰的样式表明它是18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的物品。这个与英国有着广泛关系的商人家庭，或许是在美洲与中国开始贸易之前输入的这些丝绸。紧身胸衣表明这件衣服似乎后来被改造过，它好像是19世纪的奇特装束。

中国的平纹皱丝织品，利落而质轻，以灿烂的光泽而闻名，这与瓷器的平滑光泽等精美品质颇为类似，都是18世纪大受欢迎。在这件衣服的图样中，五朵牡丹花被花枝包围，一只蝴蝶处于从镶边到另一镶边的直线中，这些图样是先经滑版印制出大概轮廓，而后填充手绘颜色而成。通过这种中国式的制造技术，可以快速生产出这种看上去如同手绘的物品。图样与色料，或深或浅的品红和青色，或轻或重的紫色和绿色及橄榄色，这些都与18世纪中叶中国输出的珐琅彩瓷器上的图样相似。大多数中国丝绸服饰品都是产于广州，尽管大多数瓷器产于景德镇，但与丝绸一样，是在广州上彩的。

中国茶叶的输入对美国的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来了茶壶、茶杯、茶几及其他家居用品等新的器具，而且影响了社会礼仪与习俗。在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顿（时为英国殖民地）、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Mobile，时为法国殖民地）、加利福尼亚的一些西班牙使团的遗迹（时为西班牙殖民地）等地方，考古学家们都发掘出了瓷器碎片，这表明中国瓷器很早就在很多殖民定居地出现了。殖民地社会中的精锐分子们最先拥有了瓷器以及和代夫特陶器（中国瓷器的欧洲仿效品），但从18世纪40年代，瓷器和茶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遗产清单中。茶叶从开始时的奢侈品变成了平常日用品，在18世纪晚期的盎格鲁美洲的迅速变化的消费社会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商品。由于在殖民地美洲差异极大的各类人中间具有某种共同的认同，茶叶就从有教养和文雅气质的象征，在抵制英国税收的革命斗争中就转变成了一种政治压迫的象征。

与茶叶有关的全套茶具、瓷器等服务品也都进口过来，与漆器一样，美洲关于瓷器制造的知识远远落后于欧洲。尽管奥古斯都大力王（Augustus the Strong of Saxony）的炼金术士弗列得里奇•伯特哥（Friedrich Böttger）在18世纪早期发现了真正瓷器或硬粘土瓷器的奥秘，法国人与英国人也在18世纪中叶成功地制造出商业上可行的软粘土瓷器，但是这些瓷器的成本都高于中国瓷器。美洲殖民地居民希望发展出一种他们自己的瓷器工艺，以与输入的瓷器一较高低，但是直到1770年才有人成功。这一年，安德鲁•安东尼•莫里斯（Andrew Anthony Morris ）和高瑟•波恩尼（Gousse Bonnin）在费城建立了维持时间不长的美洲瓷器制造厂（American China Manufactory），这是殖民地时代中唯一一个成功的瓷器制造者。在两年的营业中，波恩尼和莫里斯仿照英国的模子——已经彻底吸收了中国的影响——制作蓝白色相间的软粘土材质的瓷器。

1783年，在大革命结束之际，作为和平的主要益处之一，美国人期待着与中国建立直接的商业关系。对美国的热望而言，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和实用价值。美国人将东亚和中国视为“一个极其古老、灿烂和富有的地方”。查尔斯•汤姆森（Charles Thomson）在其《美国哲学社会学报（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Transactions）》的第一卷中写道：“（通过从亚洲的输入），这个国家可以获得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期待过的提升。如果我们幸运地引入中国的工业、生活艺术、改良的耕作方法以及以及他们本土的植物，美国将很快变得和中国一样人口稠密。”
即将与中国开始贸易的准备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投资人塞缪尔•布瑞克（Samuel Breck）和丹尼尔•帕克（Daniel Parker），以及主要的商业代理人塞缪尔•肖（Samuel Shaw）和汤姆斯•兰道尔（Thomas Randall）来自波士顿，正是在那里于1783年建造了“中国皇后号”。投资人威廉•康斯特布尔（William Constable）则以纽约为基地。两位金融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约翰•格林上校（Captain John Green）都是费城人，但是由于担心冻结的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或许会推迟在费城的起航，“中国皇后号”是在华盛顿生日的那一天（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拔锚的。

1785年5月，“中国皇后号”返抵纽约，同时抵达的还有一艘“雅典娜号”，它是由格林、肖和兰道尔在中国包租供个人探险的。这次带回来的货物——以及后来航行带回来的——大部分是茶叶，但是也有很多中国装饰艺术——瓷器、纺织品、壁纸、内置绘画的玻璃、丝绸竹质百叶窗、扇子、伞具、漆器——这些后来成为了美国人在与中国贸易中的标准货物。报纸的报道吹捧这次航行“对新生的美国来说具有空前的经济重要性”。随着与中国直接贸易的开始，美国获得了从中国进口适合美国市场的货物的新的机会。

有所记载的第一个美国样式的中国出口的瓷器 ，是为塞缪尔•肖所制造的“辛辛纳提协会”瓷器（图4）。辛辛那提协会成立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时，由革命军的军官组成，他们将自己比作古罗马英雄辛辛那塔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此公两次应召领导罗马军队捍卫共和国，每次又都婉言谢绝执政者授予的恩赐，而乐于重返田园享受平民生活）式的人物。这些军官们认为乔治华盛顿——这位美国革命的主帅和美国的首位总统——就是当代的辛辛那塔斯，因为华盛顿在1783年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之后并不谋求政治权力，甚至在被选为总统并荣任两届之后，他选择了永远退出政坛。从1783年到他1799年谢世，华盛顿一直是辛辛那提协会的总主席。协会曾邀请皮埃尔•朗方（Major Pierre Charles L’Enfant）为协会设计一款合适的标志，他指导制作了一个雄鹰造型的徽章，并可用丝带从其顶部穿入以供悬挂。似乎肖曾经将朗方所绘的一张鹰的草图以及司智慧、工艺、发明的古典女神的雕版图带到了中国。他请中国的瓷釉师做成复合型的装饰样式，在现成的瓷器上反复涂釉刨光，但是最终并未如其所愿。之后他则选择了一种简单的设计造型，右手做成喇叭状，左手持住一个蓝色的弓形物件和一条悬挂有朗方所制作鹰的副本的彩带。这些微小造型被一片奶油色区域团团包围，整个瓷器以蓝色镶边。华盛顿后来获得了辛辛那提的不少瓷器，供其在弗农山的家居中使用。

“辛辛那提协会”的茶壶，具有新古典主义意味的直侧面圆柱造型，并配有相互绞缠的穗形条带，与英国奶油色陶器有几分相似。中国的制陶工人们深谙西方人的欣赏口味，他们将传统中国风格的图形与西方式适于餐饮使用的造型结合起来。最初与茶叶一起从中国引进的器皿，如酒壶、无把的酒杯和碗等，都在进行着一种持续的文化交流，东西方的制陶工人们以此回应着欧洲和美国市场的要求与期望。蓝色的蝴蝶型蜂巢饰边（经常被称为Fitzhugh饰边），是在1780年至1820年间在中国出口的器皿上发现的最常见最普通的饰边，这种饰边被英国陶器工人们广泛复制模仿，尤其是斯波德陶瓷厂（Spode factory）。

陶器与其他新型饮料也有着关联。在重商主义的促动下，喝茶、咖啡、巧克力和宾治酒的社会风气逐渐在美洲新世界的咖啡馆和酒栈孕育出来。由于需要专门合适的器皿配备，这些新型的奢华品便为人们通过陶瓷和新的社会礼仪等进行自我展示提供了机会。

除了茶友会以外，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合举行、需要遵循某种规则的宾治酒也成了一种确定的社交礼仪。茶的流行，部分的是由于其属于进口奢侈品的地位。宾治也是诸多昂贵的进口成分的产物——柠檬、酸橙、柑桔、糖以及主要的成分浪姆酒。与茶类似，宾治也可供于热饮，与进口的茶一样都被视为上流的品位。所不同的是，茶主要与女子相关联：私人使用和家居使用；宾治酒则适合公共性、政治性和男性的使用空间。

在美国，宾治酒所具有的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它在公共性的饮酒礼仪中具有重要意义，象征着社会的公共利益，以及个体的人对将其自身整合入社会公共空间的自愿和义务。这种在经济、社会和哲学层面上的整合对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和个人地位都不单以出身为基础的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宾治酒成为了男性欢宴的焦点与中心，也是与地方政府和法律相关联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个世纪里，它在各种聚会场合中广泛使用，促动了俱乐部和交际会的遍地开花，还造就了一个从中看到特别商机的商人阶层。

从中国进口的宾治酒碗的“古鹿苑”（Historic Deerfield）的图像反映了广东洋行的情景，这是一种通常可被视做“工厂”的封闭性场合，但实际上具有商务和日常生活两种功能（图5）。根据中国律令，所有与欧洲人的贸易均被唯一限定在广东某港口，无数雅致的产品就在这样的欧洲商业“飞地”中进行着出口贸易。至18世纪下半叶，面向出口市场的产品逐渐具有了东西混合式风格，即将中国卷轴山水画传统与西方绘画定点透视融合为一体。通过将所有屋顶都向同一个方向倾斜，画家在绘画中沿着碗的持续不断的弯曲平面获得了一个逐渐消失的点幻像。卷轴山水和碗明亮的色彩和华美装饰美化了原始素材的说教特征。这样一幅充满异国情调的景象，对西方商人颇有吸引力。

除了装饰性的瓷器，中国艺术家们还针对西方市场发展出了一系列西方式绘画。美国人肖像画格外青睐，很多贸易人员都喜欢以合适的价格在广东得到他们自己的肖像画。其他一些受美国商人们欢迎的绘画主题还包括码头景象、航运绘画、西方版画的复制品以及关于中国人生活的风俗画，开始是绘制在丝绸上的水彩或树胶水彩画，后来则是玻璃上的仿版画和布面油画。国际化商业的兴盛，激起了新生的美国对世界其他地方人的了解欲望，这种欲望通过很多种介质得到了满足。18世纪90年代，美国对于地理学教育给予了突出强调，对民族学、文化学等的欲求也逐渐抬头。例如在马萨诸塞州的革命后时期的国际贸易重镇塞伦市（Salem），东印度海洋协会（East India Marine Society）于1799年建立了一个“自然与人造奇观”博物馆。除了市民教育之外，这些来自南海和亚洲的物件向公众展示了航海者们四海行走的经历，为美国的装饰艺术提供了新的主题。

1804年，东印度海洋协会将其博物馆的规模扩大，并延请米切乐·弗勒斯·科恩（Michele Felice Cornè，约1752–1845) 在三块壁炉遮板上绘制了反映南美、非洲和亚洲等地风景与人物的景象，其中一个是南非的好望角，一个是南美的合恩角（位于智利最南端），另外一个绘制的则是中国广东的工厂情景（图6）。前两幅情景似乎在暗示只有“航行到好望角或合恩角如此远途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东印度海洋协会的成员，而另一幅对中国情景的反映，则说明了他们对世界的周游以及美国作为独立的贸易国家的巨大成功。这些都说明了塞伦在当时美国航海贸易中的中心地位，并把海员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转化成了视觉形式。

1800年8月，科恩由那不勒斯来到塞伦，他可能受过装饰性或符号性绘画的训练，但对欧洲的历史题材绘画也非常熟悉。科恩用古典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以及欧美艺术的传统特征为地方观众表现世界性景观。他也复制某些特别资源以资利用，如记载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远航情景的出版物，以及18世纪90年代来自中国的绘画作品。在塞伦市，在很多物品上都能发现对中国广东情景的反映，航海者精选了很多旅行纪念物带给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从扇子到瓷器再到西方式的绘画不一而足。科恩所描绘的广东的情景则取材于一幅中国绘画作品。

很久以来，中国对美国艺术的重要影响都被忽视了。在整个18世纪，由于时尚流行的驱使以及美国商人阶层财富的增长，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稀缺昂贵奢侈品也在增加着。中美两国贸易的开展，为美国人带来了大量的中国绘图画、装饰艺术、消费商品，并且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经验性认知。通过引入中国式主题和形态，美国人得以在国际背景下审视自己。

当历史学家对早期美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给于很多关注时，却忽略了美国人是怎样逐渐认识到自己成为世界贸易的新的独立的参与者的，而这种贸易对美国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贸易中获得的绘画景象、装饰艺术以及其他视觉影像，在打造美国人新的自我认同和开掘美国与其国际贸易伙伴的关系上，都起着关键性作用。

转自：http://www.namoc.org/zhuantiwangye/zhuantiwangye2007/mgyss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