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具与中国传统文化现象

家具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四大要素“衣食住行”中“住”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人从山地、丛林来到平原，自人从席地而坐风俗向矮足坐、垂足坐过渡，乃至延续至今，一直与人相伴而行。综观中国家具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家具的发展不仅与其同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息息相关，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正统思想、宗法观念、礼仪制度、道德准则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同步于人们的生活习俗、功能需求、审美情趣，及其它社会文化表现形态。且让我们打开这本厚厚的家具史卷，作一次徜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散步。

一、家具与陶器时代

自人从使用自然工具以获得自身的生存空间，到人开始制造工具以获得自身的生存空间，“人”的意义才真正产生。漫长的旧石器的石块、木棒、追逐猎物于山野丛林之间，居无定所。到了新石器时代（即陶器时代），打磨、刮削工艺的产生，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较为丰富的食物，使其终于能够基本定居下来，并利用剩余劳动和剩余时间开始从事其它为满足生活所需的物质的研究和劳动，如耕种、打磨、编织、制陶等。这时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且仍处于不完全确定状态，正如《礼记•礼运》的所云：“昔者先生未有宫室，冬则居穴，夏则居巢”。

在陕西的新石器半坡遗址中，我们看到了先人们的居住环境：半地穴式的低矮的建筑，地面夯士而成，散落着生活所用的陶器。由于房屋的低矮和面积的狭小，已经不允许再有高于地面的固定的物体存在，于是诞生了传统的席地坐、卧的起居方式，且一传就是几千年。我们从遗存下来的陶器上的席、网状纹中得知，当时的人们已经发明并掌握了编织技术，并具备了很高的水平。这些席、网，一般应用于捕鱼、猎物和居住环境的铺陈。而原始艺术状态的彩陶文化，正是将人们的劳动成果，予以了最直观的复述和艺术表现。

陶器时代的一张人工编织席，使现代人得安憩，使现在的家具找到了其最原始的表现形态。

二、家具与青铜时代

生产的提高，剩余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产生，使社会有了原始积累。而随着这些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逐渐集中并发展到高度集中，原来的人人平等的自然社会开始发生变化，自然人变成了社会人，自然社会被等级社会所取代，形成奴隶主与奴隶两大阶层，和历时一千八百余年的奴隶时代。夏、商、周三代，便演绎了中国奴隶制社会从产生到发展到没落的全过程。因在此时期，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成为划时代的标志，故又被后世称为青铜时代。

这个时期，冶金技术的产生，是继石器时代先民们掌握用火之后人类的又一大成就，它为金属工具取代石质、木质工具，改进劳动质量，提高社会生产力奠定了基础。

在商代的青铜器中，最为重要的是礼器，主要为食器、酒器、水器，及承载这些器皿的青铜俎、青铜几、青铜禁。它们多用于代表奴隶主贵族的身份、地位和祭祀仪式，因此在使用数量上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以鼎为例：在古代有着一套严格的用鼎制度，即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卿用七鼎，国君用九鼎。而随之配置的俎、几，亦有了多寡之数、材质优劣之分。《器物丛谈》记载：“几分五种、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以示高下”；“古者坐必设几，所以依凭之具。然非尊者不之设，所以示优宠贱、俎数多寡示尊卑”。（所谓俎载之实，就是俎上所载的牲体）《周礼•天官》载：“王日一举，鼎食有二，物皆有俎”。

俎、几，既是后来桌、案的前身；而作为屏风始祖的斧，更是天子专用，其它阶层决不可僭越。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亦颇具时代特征。主要纹饰有饕餮纹、龙纹、夔纹、鸟纹、龟纹、蝉纹以及云雷纹、弦纹、回纹、乳丁纹等。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饕餮纹,威严神秘,生动有力,使人望而生畏。它所展示的是一种狞厉的美,象征着统治阶层的威严力量和意志精神。这些纹饰,在商周时期的另一礼法标志物玉器上亦有充分的表现,以至于对后世的漆器、衣饰、建筑、家具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席,在我国古代主要的起居方式“席地坐”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商周时期,随着君臣、上下、尊卑、长幼等级制度的加强,这种制度除在青铜器的数量上予以表现之外,还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席”已经超越了它自身与生俱来的单纯的功能性,而被赋予了“等级”的社会内涵。统治阶层根据“席”的优劣和装饰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五席”制度,即是例证。《周礼·春官宗伯·司几篮》中记载:“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辩其用与其位”；《礼记·礼器》则具体记载了那个时代“礼以多贵。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的典章制度,和《礼记·曲礼上》“群居五人,贝长者必异席。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坐必安,执尔颜,正尔容,听必恭”、“男女不杂坐,父子不同席”的社会起居格物准则。

青铜时代,除了向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同时还为后世提供了可供效法借鉴的礼乐典章制度。道器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

三、家具与铁器时代

铁的发现与应用,是远古先民对华夏民族物质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在此之前,虽燃青铜的使用已有取代石、木工具的趋势,但因其取材不易,而更主要应用于宗法礼乐典章,未在社会生产等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铁的分布极广且易得,使金属工具取代石、木工具的趋势变成现实,开创了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新时期。

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奴隶制下的封疆诸侯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严重动摇了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再加上西周末期政治昏暗,国力衰落,统驭失控,导致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直至直接问鼎中央。公元前770年,西周灭亡,东周建立。从这一时刻起,封建体制的萌芽破土而出,并茁壮成长。

封建社会,历时两千五百余年。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数次分、合相间的重大历史阶段。在这里,既有汉文化的主流,也有异域民族文化的光彩。在这分合之间,生产力的发展依然向前,思想、文化的交流更加宽泛,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交融与共。所有这一切,为现代人展示出一幅五彩缤纷、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

1、家具与春秋、战国

东周时期,分为春秋、战国两大历史阶段。因周王室势力衰落,虽有王命,却无王权,而致使各诸侯国之间争土地、扩城池、僭越礼法、“挟天子以令诸侯”,难怪被后世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发出“礼崩乐坏”的哀叹。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东周初尚存千二百国,见于春秋经传者几百有余”。这个数字,由于战争的连绵不断而迅速减少。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二十余国,其中万乘之国只有七个:韩、赵、魏、楚、燕、齐、秦,史称战国七雄。七雄之间上演了一出“合纵连横”的历史大剧,形成“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乱局面。

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科技的发展,使铁器开始被广泛使用；奴隶宗主制的衰落,产生了庞大的自由平民阶层；周王朝宗法典章的破坏,诸侯国尊贤礼士风气的形成,为人文思想的解放,诸子百家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历史学上又称这一时期为中国古代史上深刻的大变革时伐；是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换的时伐；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转折时代；是华夏各民族、各区域文化充分交流、融合的时代；是人文思想及精神得以焕发的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使用范围,因脱离了“礼”的束缚,更为广泛；而代表奴隶制王朝宗法、威严的饕餮纹,也缓合了狞厉的面容,变得可爱；最值得一提的是,反映春战时期水陆攻战的场面开始出现在青铜器上,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政教观念、审美意识已开始由传统的图腾崇拜和原始的宗教信仰，向更贴近日常社会生活方面转换,为后来的秦汉现实主义艺术的大发展拉开了序幕。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与青铜器并重,又有别于青铜的另类木质家具漆器,开始大范围、大数量粉墨登场。

说到漆器,不能不提到其主要的发源地楚国（今湖南、湖北一带）。这是一个曾产生老、庄哲学和屈、宋诗赋的神奇国度。老庄给人以疑重的哲理内涵,屈宋给人以华丽的艺术表现。而这两点恰恰在楚式的彩漆家具中得到充分地表现和印证,并形成具有鲜明地自身特征的物质文化共同体。

楚式家具之所以能在春秋以后迅速兴起，除上述深厚的文化内涵外,其它主要因素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铁器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生产力革命；二是楚地竹木漆料的天然优势；三是漆木家具外型美观、经久耐用。这在潮湿的云梦大泽之地尤为重要。以上各点的综合,才使楚式漆木家具在战国时期繁荣起来,并很快影响到楚地以外的其它地区,成为早期家具的主流,开创了漆木家具的新时代。

在家具造型及种类上,楚式漆木家具也有新的发展。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漆木家具,不仅保留了漆俎、漆几等原有种类,还出现了漆木床、漆屏风、漆木案等新品种。案,与几、俎相近,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家具。按其使用功能可分为食案、书案、奏案、毡案、欹案等。宋高承《事物纪原》记载:“有虞三代,有俎而无案。战国始有其称。燕太子丹与荆何等案而食是也。案,盖俎之遗也。”床,是继席之后的主要卧具,兼可坐息,并具备了榻产生之前用于读书、宴饮、会客、游戏等诸多功能。

此时的屏风,一改前期的天子专用属性,而被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除了用于挡风、遮蔽的高大屏风外,还出现了床屏、坐屏、枕屏等新的专项种类。所有这些为后来汉代漆木家具的高峰期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以床、几、案、屏为主的矮足起居的基本格局。

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冲涤着前朝森严的暮气,为人们的物质及精神生活引进一缕灿烂的阳光,并最终普照大地。那种西周时期《礼记·月令》所制定的“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的法律,终于离我们远去了。

2、家具与秦、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固,建立了中面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专制国家。为彻底粉碎六国遗老遗少的复国梦想,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焚书坑儒；统一货币、度量衡；修驰道,撒藩封,行郡县；制定令“首自实田”及与之相应的徭赋制度。到了汉武帝时期,更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确立了儒家的统治地位,使封建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统一国家的形成,不仅使秦汉帝国的经济实力有较大的增长,同时也扩大了它的政治、文化影响。

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不仅与周边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越等的交往十分频繁,而且与中亚、西亚各民族也建立了联系。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客运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一条至今还广为传诵的“丝绸之路”。从此,东方文明与西域文明便都沿着这条道路源源不断地输出和传入。汉代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无疑与这种文化交流有着紧密的关系。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为昭显他的雄才武功,体现大一统的政治抱负,每克一国,便接该国宫殿图样在咸阳附近予以复建。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现代考古学称其为“六国宫殿”。而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的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至于汉朝长安城,其宫室之大,又非阿房能比,面积约在20余平方公里。

广厦之间,再让我们来看看秦汉时期的家具情况。秦汉时期,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床、榻、几、案的组合格局,漆木家具已完全取代了青铜器而占据主导地位。

席,一般平民多以蒲草、竹或菌草编制；贵族用席,多加饰边缘,以显华丽高贵。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遗册”中记有“莞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至于宫室用席就更为讲究。据《西京杂记》载: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一尺余,眠而拥毛自弊,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床,是秦汉时必备的家具,主要供人坐、卧、寝,是室内陈设的中心。榻,是秦汉时期出现的新型家具,兼具坐、卧功能,似床而小,便于移动。讲究的榻有一面或三面屏风。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陕西绥德汉墓石刻中,皆有坐榻的图像。东汉时,胡床也已传入中原。胡床是一种坐具,床屉为绳网编制,可以折叠,便于携带,是后世“马扎”的前身。据记载汉灵帝好胡床，致使胡床在京师贵戚家庭中流行起来。此外还有几、案、屏风等的广泛使用。

秦朝虽然仅存15年,但其短暂的辉煌,却奠定了两汉400年以汉文化为主流的坚实基础,乃至延续至今。在这个历史时期,产生了让世界震撼的秦始皇兵马俑,这个在两干多年前就已存在的庞大地下军团。那磅礴霸气,扑面而来,慑人心魄,令人窒息；产生了汉高祖刘邦历尽四年楚汉之争、终得天下而发出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直抒胸襟的干古绝唱。还有一点不能忘记,东汉末年西域佛教开始了东进的步伐，并在中原洛阳白马寺安营扎寨。佛教有别于正统儒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理论,而是阐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宇宙规律,和人本生存的价值观。它有如一缕清风,不仅给华夏人民带来了异域文化思想、处世哲学,同时带来了另类的生活起居方式。这股清风,最终化为疾风暴雨,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逐渐蔓延,并最终席卷了整个中国。

3、家具与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公元220年,终于公元58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持续最久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东汉以逐渐发展壮大的世家大族。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享有种种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但连绵不断的战争，频繁交替的改朝换代，使出身世家文化阶层开始厌倦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方式，但又苦于无法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于是谈玄之风盛行。《世说新语》为我们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处世离奇、荒诞不经。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汉儒经学的独尊地位。当一种信仰学说被否定的时代，必将有另一种信仰学登台亮相。“佛教”便是这个后来者。佛教以其“一切皆苦”、“诸行无常”的基本教义，迎合了当时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因此很容易找到市场，并迅速传播开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由于崇佛之凤昌盛,各朝统治者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中原及边陲地区开凿石窟,以供诸佛、菩萨。如十六国时期的新疆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石窟,前秦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山西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从这些石窟的造像及壁画、壁刻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席地起居方式的高型家具；如云冈石窟中菩萨的方型、坐凳、龙门石窟莲花洞中菩萨的腰鼓型坐墩、敦煌257窟北魏壁画中的双人胡床、敦煌285窟西魏壁画中僧侣的靠背扶手椅等。而东晋画家顾恺之在《女史箴图》中所画的床,其高度己与今日相差无几。床的下部以门做装饰,人们即可伽跌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在顾恺之的另一《洛神赋图卷》中,床上还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型凭几。榻,在这个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在《北齐校书图》国,出现了一座门式巨榻。榻上坐四人,还放有笔、砚和投壶,使会文之余,还可游戏娱乐。而用于家具的装饰,也一改传统的孝子、祥瑞、四灵等纹样内容,代之以与佛教有关的莲花、飞天、缠枝花等纹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创造了一个“越名教而任自然”、“衣无礼数”、“坐无端严”宽衣博带式的人文环境。嵇康的一曲绝唱《广陵散》，唤起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人本纯情，刘义床的一部《世说新语》，吹来了“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自然之风。寄情山水，放浪形骸，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特点，而汉儒的放弃，思想的解放，又为当时社会对外来文化及其表现形态的包容与接纳提供了可能。具体体现在佛教石窟壁画中出现的高型家具被一部分社会人群搬回了家，应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新的起居习惯，使席地坐不再是唯一的起居方式，为隋唐五代垂足坐起居方式与席地坐起居方式的等肩并丰奠定了基础。

4、家具与隋唐五代

隋唐时期,结束了前朝三百五十余年的割据局面,把中国带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兴旺,文化艺术丰富多彩,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据文献记载,当时与唐朝有联系的国家多达300个。其首都长安成为了那个时期的国际交往中心,长期居住着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其中不仅有各国的使节、官员,还有学者、僧侣、艺术家和商人。唐朝的使节、商人和僧侣也频繁往来于东亚、西亚以及天竺、波斯等国。如佛教僧侣的西域之行(《大唐西域记》)、鉴真和尚的东渡日本、文成公主与吐蕃联姻、日本谴唐使的19次来华等,均体现了一代王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

在这些交往中,唐朝一方面把自己的先进文化传播到其它国家,另一方面又从其它国家吸收了许多新鲜事物,用于补充自己的不足。也正因如此,唐代的文化艺术才能表现出其它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过的博大、绚丽和清新的风格。如书法中欧体的隽丽峭拔、颜体的大气暗暗绘画中青山绿水的雅秀、工笔界画的严谨诗体中李白的浪漫飘逸、杜甫的现实情怀……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大唐盛景图。

在这个非常时期,佛教文化己与汉唐文化融会贯通。从石窟造像和壁画人物看, 佛、菩萨的脸型、服饰,以及佛传故事中的环境、用具、人物仪态等等,完全摆脱了南北朝时期的犍陀螺风格。佛、菩萨已经穿上了宽袍大袖的汉地服装,脸型趋圆,神情安祥,仪态端庄。

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家具型制的改变和种类的丰富。在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高足高座家具已被汉民族所接受,并较之前朝日趋广泛地使用。其制作工艺也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以桌、椅、凳为代表的新型高足家具渐渐取代了席榻的中心地位。出土文物和传世绘画显示,唐代的家具造型,装束风格,都与大唐国风-脉相承,造型浑圆丰满,装饰清新华丽,一改前朝的古朴之风,呈现出华贵气派。如在唐画家唐周《挥扇仕女圈》中出现的贵妇人所坐的圈椅,造型端庄,装饰丰富典雅。在唐代画家卢伽的作品《六尊者像》中,集中展示了七件独具特色的家具；如经桌、香案、禅椅、方凳、香几等。造型稳重,装饰精美,既有佛门的清雅,又有世间的华丽,集中展现了唐代家具的面貌。而在敦煌85窟《屠房图》中,我们看到了用于平民之家的迄今所见的第一张高足方桌。此外,敦煌196窟唐壁画中的出头靠背椅、《萧翼赚兰亭图》中的禅椅、敦煌473窟壁画中的长桌、敦煌217窟唐壁画《得医图》中的屏风床、山水立屏、唐周《挥扇仕女图》中的月牙凳、敦煌328窟唐壁画中的圆腰鼓形墩、五代《勘书图》申的四出头扶手椅、《宫中图》申的圈椅、《韩熙载夜宴图》中的靠背椅等,为我们综合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高型家具的存在状态、高足坐与席地坐并存的社会现象、及高型家具取代矮型家具的发展趋势,为宋元时期高型家具的全面发展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开了先河。

大唐文化,为我们现代人留下了许多的遐想；一个中央帝国的雄武辉煌；一座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心；一群才华才横溢的文学艺术巨匠；一代融纳百川、开启平合的博大胸襟。在现在的日本和韩国,从其国民的日常起居方式和生活习惯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干五百余年前他们从中土大唐学习到的、并将其引领至本国的汉唐文化的身影及这种文化延续至今的影响。

5、家具与宋、元

宋元时朝,前后经历了四百年,是一个汉族统治与北方少数民族相互对峙、交替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如火药的广泛使用,开创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而伴随造船业的进步和航海业的开展，指南针开始发挥着更为广泛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北宋宣和年间朱或所著的《萍州可谈》中,便有对指南针使用的最早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在思想方面,传统的儒家学说也完成了自身的改造。当时的学者们不再拘泥于训诂旧说、注释经典,而是依据儒家经典来探讨社会政治和新型的生产关系,形成了新的纲常伦理的理学体系。其伦理道德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延续至今。

而此期的城市文化，在延续了隋唐遗风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手工业、商业等群体的扩大,制瓷、纺织等行业水平的提高,城市中商铺林立,购物者摩肩接踵。而代表城市市井文化的马球、蹴鞠、相扑、争标、斗鸡等运动、娱乐项目更是极为普遍,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足和精神世界的自由。所有这些,我们从《东京梦华录》的“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得到充分感受到当时作为首都的东京流汴梁,那充满激情的城市文化丰富而又活跃的氛围。

而作为宋元时期的家具文化在这个时期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宋元,是我国家具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起居方式由席地坐转变到垂足坐的重要时期。如果说唐和五代时,高型家具仅限于社会一部分人群使用,那么到了宋元,高型家具己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体现出更人文、更工艺、更科学的构创思想。如山西汾阳金墓彩绘壁画中的卧床,不仅单处一室,且在其两侧各置一扇固定的格扇门。格扇与门板面心皆雕饰如意、菱花等纹样。床上设有床帐,床后靠墙处设有床圈,床座外侧为封闭式挡板。体现出家具组合装置的人文与科学,及装饰工艺的精巧与完美。

这一时期的家具,主要包括床榻、几案、桌椅、凳墩、屏架台等五大类。在传统木作工艺的基础上,大量地采用榫卯结构,不断地改进家具造型,使新兴的高足家具在舒适、合理、满足各种起居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美、雅、精的方向发展,从而为后来明清家具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中,桌、椅、凳、墩的流行是宋元时期家具的突出特点。它们以桌为中心,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高足家具组合的新格局,并彻底取代了矮坐家具,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华夏民族起居方式的大变革。

如果说唐代给人以宽厚与严谨的感觉,那么宋代给人的便是自由与浪漫。如宋词较之唐诗的随意与真切；宋画较之唐画的清雅与恬阔；宋书法较之唐书法的书卷与人文；乃至宋皇帝较之唐皇帝“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的平民愁肠。社会的平民化迹象,使宋元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文人生活结构较之以往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也使家具的使用彻底打破了商周以来“道器合一”的正统观念，尽管这种观念到了汉唐时期己减弱了很多。为其不拘形式地迅速进入千家万户铺平了道路,并奏响了明清时期“家具艺术化绚丽乐章”的序曲。

6、家具与明、清

明清两朝,是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发展时期,也是对宋元以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大总结时期。明长城的修建和郑和七下西洋,体现了大一统封建帝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远大的政治抱负；清康熙的文治武功,更将华夏版图拓展到东北至外兴安岭、乌苏里江、库叶岛；北达恰克图；西北至巴尔克什湖、葱岭；南及南沙群岛；东据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大融合,无疑是促进我国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章回小说第一次以通俗易懂的白话形式,向市井布衣讲述传统历史、正论观点、作者情感。如《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文人书画在表现自然景物、人文景观的同时,开始容纳了针砭时弊的寓意。如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而工艺美术更是呈现出琳琅满目、争相斗妍的灿烂局面。如宣德炉、金银器、法琅工艺、陶瓷工艺、刺绣工艺、漆器工艺、玉琢工艺、文房用具工艺等等、等等,均达到近乎完美的境界。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家具开始以独立的形象登上了艺术舞台。

明代是一个真正把我们带到“家具也是一门艺术”的时代。如果说在以前的各个时代中,是其它的社会文化现象影响了当时的家具制造业,那么在明代,却是一群文墨之土在他们自己的园林中,直接参与着家具的设计与制作,把家具变成了园林艺术中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予以表现,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匠人与文人的有机结合。

明式家具最出色的是以花梨、紫檀、红木等为主要用材的优质硬木家具。它抛弃了几千年来中国何统家具一贯采用漆饰加工的制作方法,以木材自身的高雅材质、天然纹理和光润色泽,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意韵、品质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而园林艺术发展和文人起居文化的需求,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明式家具的风格,可谓中国士大夫精神在物质文化中的深刻表现。具体特征为：造型简洁质朴,以线为主的优美外形,不加漆饰、不事雕琢,着意体现天然木质。在明式家具的坐具、几案、橱柜、床榻、台架、屏座等六大类近60个品种中,均体现了线条的魅力。如扶手椅、圈椅、案、几等,不论是搭脑、扶手、柱腿、牙板等构件的线形,都非常简洁、流畅、挺劲、优美,富有弹性和韵昧。椅的靠背板的曲线,在功能上既增加了人体靠坐时的舒适感在审美上,则与中国书法的一波三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各种直、曲线的组合,线与面交接产生的凹凸效果,既增加了家具形体空间的层次感,又丰富了线条在家具设计中的艺术表现力。而桌面的攒边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文化所倡导的含蓄、内向的文化内蕴。在装饰工艺上,明式家具一方面充分利用优质木材的天然纹理,满足人们追求自然的心理,展现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辅以适度的雕琢和镶嵌,纹样线条优美,刀法圆润娴熟,浑然无痕,为家具增添了天然的情趣和别有风采的画意。

可以说,明式家具是中国家具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可企及的丰碑,它为中华民族家具文化撰写了一部“木头构创的绚丽诗篇”。

清式家具是指出现于清康熙年间、盛行于乾隆年间、停滞于清中晚期的具有典型清式工艺美术风格的家具,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与满汉文化结合的产物。其品种之繁多,造型之庞大、雕饰之繁丽、技巧之精湛,一反明式家具简洁质朴、清雅文香的书卷气息,代之以绚丽豪华和贵族气派。

由于西方文化艺术的传人,清式家具中采用西洋装饰图案表现手法者占有相当的比例,尤以广式家具更明显。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清式家具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迹象。

清朝中前期的家具,基本延续了明代家具艺术的表现风格,并将其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但到了清朝的中后期,硬木家具的制作者,好象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灵感,开始了家具史上最为匠气的时代。流畅的线条被福禄寿图案所取代；“一波三折”的造型让位给了横平竖直；温润的木性斗不过冰冷的大理石；含蓄内敛的本色忍气于耀自华丽的螺钿。如果说明至清中前期的硬木家具,华贵之中透着清雅,如大家闺秀；那么清中后期的硬木家具,却是年费之中尽显媚俗,如山荆拙妇,反映出了一个家具辉煌时代的没落。

四、结语

当我们合上这部反映中国家具发展的史册,回到现实之中时,突然发现,家具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还是一种文化，还在尽量满足着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审美意趣,这就是家具。尽管它已由青铜、漆术、硬木变成了真皮、布艺、钢铁。 （胡文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