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中国（3）

第一章 天使还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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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小时候，我们常常会指着电影里的某一人物迫不急待地问父母。

世上的人千差万别，但我们却总爱简单地以好坏类之。

中国人有13亿之众，其品性岂可一概而论，但在西方人眼里，我们要么是天使，要么就是魔鬼。
一、崇拜与期望：中国——永远的精神家园

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

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所以应尊称中国为“先生”。 

波维尔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我们只知道有许多中国人“崇洋媚外”，殊不知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东方文明充满着崇拜。

对于西方人来说，发现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对中国人的特异精神的发现与想象甚至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启蒙的一个诱因与一面旗帜。正如伏尔泰所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国的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对来自中国的思想充满着崇拜之情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处以西方为师，西方成为中国的“先生”，只是这位“先生”并不尊重中国这个“学生”而已，所以鲁迅先生写文章说，“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而在两个世纪之前，情况却正好相反。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对正处于启蒙时代的欧洲来说，应尊称中国为“先生”。他还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并通过赞扬孔子来抨击法国专制主义和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成为欧洲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伏尔泰对中国的偏爱，还反映在他改编的《中国孤儿》一剧中。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剧情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晋灵公时文臣赵盾和武将屠岸贾不睦，屠欲杀赵，后用计在灵公前诬告赵氏不忠，将赵家斩尽杀绝。忠于赵家的老医生程婴陷匿并抚养了赵家惟一幸存的后代，20年后报了冤仇。原剧有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除奸、报仇等段落，伏尔泰摘选了搜孤、救孤的情节，希望体现一种道德影响，于是，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后移至元代，并把诸侯国内部“文武不和”改为两个民族间的矛盾。改编的剧本描写了成吉思汗入主中国后，搜求前朝遗孤，抓了遗臣盛缔。盛缔同程婴一样献出自己的儿子，救出了前朝遗孤。盛妻奚氏与成吉思汗曾有旧情，于是成吉思汗提出条件，若奚氏肯异地改嫁，则他可以免于追究。但奚氏爱子爱夫，宁死不从，在场的成吉思汗深受感动，宽恕了所有的人。伏尔泰深信，该剧是第一流作品，有助于了解中国人心理，而把中国人民的道德显示在法国人面前，胜过所有关于中国的论述。他说有关孔子的道德学说已包括在这五幕剧中，所以《中国孤儿》又名《儒家道德的五幕剧》，体现了伏尔泰“文明战胜野蛮”的主旨。

狄德罗赞美中国儒学说：“只须以理想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哈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学者甚至认为，法国的得救与否，全赖于是否能够充分吸收中国高尚的精神。对此波维尔在他的《哲学家游记》一书中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崇拜中国儒家思想的还有德国近代思想巨人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许多知识领域都有建树。他极为推崇中国儒家思想。在其给法国宫廷顾问德雷蒙的长信中盛赞中国哲学，他写道：“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前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之前。”他认为中国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

莱布尼茨的学术思想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髓，这在他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表现得最显著。1697年莱布尼茨开始同在北京的传教士白晋神父通信，共同探讨《易经》长达6年之久。他通过白晋神父了解《易经》，并对《易经》中类似二进帛的算法极感兴趣，他用对卦的数学配列顺序深入研究，终于发现了《易进》的二进制原理，最后的研究成果就是莱布尼兹于1703年写的《论二进位制算法》。

莱布尼茨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欧洲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呼吁欧洲社会重视东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不要以为欧洲是最理想的美好社会。他认为，在东方幅员辽阔的大地上，还有一个有着更完善的人伦道德的民族存在，这就是中国。他鞭挞了西方社会只重物质经济技术，而道德精神却日益堕落的社会风气，认为治疗西方社会这种弊病的良药是大力倡导中国重人伦道德、修身和睦的文化。他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因为我相信如果任用哲人担任裁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奖予中国人。” 

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为了追求理性和现实生活的结合而大力赞扬中国，中国的思想文化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启蒙运动中的各家各派都能从有关中国的信息中找到自己的所需并将其视为榜样。其中包括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1767年，他所著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充分反映了这一学派对中国制度的钦佩。在魁奈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在悼词中将他称为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他为实现孔子教导和道德规范，以节制私欲、爱邻如己、敬天爱人等作为行动准则，由此他也被重农学派门徒冠以“欧洲孔夫子”的尊称。

以重农学派创始人而流芳百世的魁奈在政治上是一个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他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曾说：“自然秩序为人类所有立法、所有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中国正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才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并拥有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政府。这个范例证明了魁奈的经济理论，即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组成稳固持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能力进行稳固的全面管理，确切地服从于自然规律的不变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农业本身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土地成为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财富的重要来源。在魁奈的建议和指导下，1756年，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春耕仪式，以鼓励法国农业的发展，并公开表示同意重农学派的意见。

随着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和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的开始，中国人的形象逐渐变得黯淡了。当中国国门被西方炮舰打开以，显现在西方人面前的并不是一幅美好的图画，原来那里也充斥着腐败与落后、愚昧与黑暗，而在殖民主义者的描述下她越发显得丑陋不堪。但许多西方人尤其是学者们却似乎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中国人的美好精神已成了他们心中的一个梦，一个舍不去的美丽的梦幻。歌德描绘了一个阳光明媚的、童话般的中国：“……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在拜伦笔下，中国也成为一个美丽的幻影。他的长诗《唐璜》中有这样的诗句：大洋两岸都是他的；从锡兰，／印度或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在这里，中国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关于虚无缥缈的远方的象征。

对于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一切形象，他们宁愿将其虚化为一个理想之物而不去理会她的现实与真实。处于社会思想解放的时代，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先进文化”作为榜样，需要有一个相异于自身的文化作参照系，也需要有一些外界文化的冲突与刺激，以此作为传统思想堡垒的突破口。一个没有基督的，有着孔夫子与康熙的中国文化的到来，正逢其时。有人评论说，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之于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其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听上去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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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

一战让罗素“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于是他决定“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能让地球“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只能“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

红色中国让西方左倾知识分子感到兴奋，他们说：“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一位德国学者说：“中国的发展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希望。”　

19世纪中期以后，对中国的崇拜热潮消沉下去，但中国却永远地作为西方人精神上的“他者”而存在下来。地域上，他是与西方相对的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文化上，他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乡土精神；现实中，他们总是走着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他们通过这个“他者”来反观自己，认识自己，寻求自己的所需。当他们陷入狂热时，他们在他身上找寻平和；当他们趋于保守时，他们在他身上找寻激进；当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时，他们总能在中国找到新的希望。

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西方造成了普遍的信仰危机，西方人对在此之前一直充满着自信的西方工业文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投向远方的中国，试图在那里发现精神的曙光。

大战的浩劫给英国学者罗素“带给我可怕的心灵痛苦”，对西方工业感到失望，“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1920 罗素访问中国，试图“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黑暗的年代，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官员腐败，积贫积弱，劳动人民生活在在水深火热之中。罗素对于中国的黑暗现实并没有视而不见，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对这些现象一一予以揭露和分析。即便如此，他仍然对中国人赞叹有加，中西对比这下，他发现中国人所拥有的正是西方人所缺失的，这就是东方哲学，这或许正可作为医治西方病症的一剂良药。

在罗素看来，与西方工业环境的重压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有着更多的乐趣。他说：“人生的乐趣，是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受生活环境重压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东西。但在中国，生活的乐趣无所不在。”“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去到比英国人更快乐。”

与西方人的人生观推崇竞争、开发、永不不满足与破坏相比，中国文化中蕴含着更多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因素。罗素警告说，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中国正是这样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中国的儒家学说教人自制、中庸与谦恭。中国人凡事都心平气和，对自己有所约束，不走极端。所以“中国很少发生血淋淋的战争。在这样的国度里，刀兵之灾没有我们厉害”。

甚至中国的孝道比起西方人的爱国，也要更有益于和平。罗素认为中国的孝道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但是“孝道再怎么过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人的爱国”。他说，爱国主义是对作战的某一方尽忠，孝道则不然。因此，爱国主义容易导致军国主义。“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家族感情比国家观念的危害要来的小。”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而“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则毫无用处。”“科学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对它说：‘尽管你会杀死我，便我仍然信任你。’于是，它便杀死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缺点。”
罗素尤其推崇中国的道家文化。中国道家倡导自然无为，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而对于“占有”、“自恃”、“支配”，白人国家和个人却“趋之若鹜”，至尼采更把这一切归结为哲学。罗素提到《庄子·马蹄》中的寓言。马有其真性，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于是烧之剔之，连之编之，饥之渴之。结果马死之过半。罗素认为西方人所走的正是伯乐治马的道路，其结果只能导致破坏。

罗素在中国各地的演讲和其著作中都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期望。他本打算到中国教学，但最后还是离开了中国，他说：“日之久了之后发现我可以教他们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们可以教我的却越来越多。”他呼吁中国要团结御侮，发展经济，重视教育，但不要一味“全盘西化”，要珍视自己的传统美德。他说：“我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宽窄的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

二战以后，著有《历史研究》与《人类与大地母亲》等历史、文化巨著的汤因比在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与反思中也对中国文化予以极高的期望。他在《历史研究》中对西方工业文明在地球上的盲目扩张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重物质轻精神，对自然界大肆掠夺造成严重的破坏，技术的高度发展使西方世界制造出威力巨大的原子武器与细菌武器，这使得人类随时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汤因比认为克服全球性危机的惟一途径是实现世界的永恒统一与和平，即应建立起一个符合宪法的合作的 “世界国家”。而“世界国家”的建立仅仅有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转变是不够的，价值观与人类精神的根本转变才是更为根本的方面。他认为政治与文化统一的模式中中华帝国的模式最值得效法，中华帝国自汉以后，既有统一的儒教意识形态，又有广泛的宗教宽容性，使得它在保持广大领土的有效统治的同时，又能吸收融合外来文明的因子促使自身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不但有效地保持了几千年的政治与文化的统一，而且中华文明具有“天下一家”的“全球”的观点，因为在近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间，中国人有一种生活在统一的世界国家中的意识。他认为这种意识非常重要，因为“要避免生物圈的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枯竭等危险，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规模来克服它。今后的人类如果要免遭灭顶之灾，就要像中国人曾在他们的地域上建立‘世界国家’那样，建立全球性的‘世界国家’。”

无论是罗素还是汤因比，他们所看重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至“红色中国”的出现，中国形象又焕发出新的意义。对那些思想左倾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让他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与未来，他们再次对她充满了期盼。

斯诺的《西行漫记》开启了红色中国的理想化形象。在20世纪西方的左翼文化思潮中，中国形象扮演着重要角色。49年之前西方记者笔下的共产党统治的“边区”，“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几乎是“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那是 “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50年代，革命的中国形象影响了法国的一代青年，如同启蒙运动时代的复活，中国再次成为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

20世纪60年代前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这个信念来到中国。他们在红色政权的盛情款待下，走同一条路线看同一些地方，从广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延安、大寨……回到西方又说同一些话，歌颂这个遥远、古老的东方帝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相信，像毛泽东领导的那种不断的、彻底的革命，昭示了人类改变自身与社会的最新希望。那些激进的“朝圣者”们，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既不属于传统的中国又不属于现代西方；既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又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向自由与幸福进步的大问题。

比物质成就更为重要的，是红色中国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建国短短几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而且还以不断的革命来彻底改造人，完成历史与人的进步，先是政治经济革命，然后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让西方激进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兴奋。他们眼里的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人民高尚淳朴、公而忘私、社会平等自由，这正是人类精神道德的榜样。西方那些从红色中国归来的政治朝圣者兴奋地说：“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都误以为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为此感到失望。但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他们很快发现蓬勃发展的中国成了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希望所在。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虽然不时有“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等等出炉，但这恐怕也只是少数人的惊世之论罢了。我们仍然能看到，许多西方学者热衷于对中国道路的探讨，热衷于将中国的成就与东欧、苏联、印度的情况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中国的道路是正确而光明的。

中国再次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学习的榜样。据说，现在俄罗斯官员到中国访问，见面后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大哥，我们是来学习的。”这或许会让中国人听起来不习惯，因为“苏联老大哥”在中国几乎早已成了一个习惯用语了。一个中国官员在报纸上写了这样一件事，他去俄罗斯考察，结识了一位老列车长，他是个布尔什维克，他对苏联的解体、苏共的解散感到万分地痛心。临行，他对中国这位官员说：“列宁讲过，不要忘记东方。他很尊重孙中山。现在，寄希望于你们中国了。” 

一位德国学者说：“所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他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能够抗衡资本主义，并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形成对比的历史性选择。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似乎取得了胜利，而且也越来越不掩饰其在历史方面的落后。共产主义者正在伴同这场围绕社会进步展开的复杂的角逐，为中国13亿人的福祉表示声援、寄予同情和最良好的祝愿。”

“ 所谓社会主义在社会实践中已经失败的说法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在欧洲遭遇到后果严重的失败，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失败。中国的发展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希望。”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地随意开采等。“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

中国正是作为一个对立面而存在于西方的视野之中的，即是对立面便意味着有时你会遭到敌视，有时你也会被寄予某些自身无法实现的希望与理想。

文 / yaoyua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