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中国（4）

二、文化迷恋：东方情调的永恒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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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倒杯茶吧，请用精美的中国瓷杯

“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波德莱尔在诗中这样写道。

茶叶进入欧洲，被他们视作“神人的甘露”，而中国瓷器则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它们被欧洲的大户人家“堆放到橱柜上、壁炉上，直到天花板”。

中国园林被视为“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1781年英国卡塞尔地区的伯爵领主竟然要建一座完整的中国村庄。

西方人惊呼：“欧洲已经中国化了”。

当中国人谈起西方人时，我们常常更多地是谈论它的物质，而当西方人谈论中国人时，他们往往更多地是谈论中国的精神与文化。中国作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早已深入西方人的内心，以至于无论现实的中国如何变化，但在西方人的脑海里中国永远都是一些与东方文化有关的影像。对于终年与机器、高楼、汽车相伴的西方人来说，古朴、静谧、有着孔子的智慧与老庄的隐逸的中国文化总能对他们产生无穷的魅力，让他们向往与迷恋。这种对中国文化普遍的迷恋情绪最初体现在对“中国式风格”的热情上。

直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德·昂纳在其著作《中国式风格：震旦景象》一书中还有着这样的描述：

当我小的时候，我对中国是什么样的就已有了清楚的概念。我们每天用来进餐的带有白底蓝色柳树图案的瓷盘生动地呈现了中国的景色。……我对中国人的服装同样熟悉，因为我像其他儿童一样，偶而去参加化装晚会，穿得像中国清朝的官员——全套刺绣的丝绸服装，一双草编的便鞋，一条辫子人我脑后垂了下来，还有用胶粘在我上唇上的胡须。在我家和其他人家里见到的白底蓝花姜罐、色彩鲜艳的景泰蓝碟子以及漆木嵌板等都是我指点出这个遥远国度的产品，而到伦敦西郊国立植物园的游逛又使我见识到中国式建筑的风格。所有这些物件在我小小的脑海中归纳成一幅非常清楚的中国图景——一个有着鲜艳的花朵、离奇的鬼怪和不太结实的房子的五光十色的国家，在那里，欧洲大部分的社会准则都被颠倒过来。即使在数年之后，当我发觉以前看到的那些物品都是欧洲制造的时候，我原先的印象仍然留在我心灵的深处。

正如昂纳先生所言，早年的印象是不容易抹掉的。他的话也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具有“中国式风格”的东西是怎样地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而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茶叶和瓷器了。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论是原产地、最早发现茶的用途、饮茶、人工种植茶、制茶等都从中国始。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千年飘香，名扬海内外。

中国的丝绸之路是非常著名的，而“茶叶之路”同样是中国文化与文明输出、西方得以借此了解中国的又一重要途径。

在欧洲国家中，最先得到中国茶叶的是俄国人，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茶源源不断的输入，俄国的饮茶之风逐渐普及到各个阶层，茶叶开始成为俄国人的主要饮料，19世纪时出现了许多记载俄国茶俗、茶礼、茶会的文学作品。俄国的茶室内遍布都市、城镇及乡村，有的还不会昼夜，24小时营业，供应的茶要先将红茶冲泡开，不规则加入白糖、蜜饯、草莓或数片柠檬饮用。饮茶这风已成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习俗之一，许多家庭来客人后也敬茶待客。

中国的茶叶传入法国的时间也不晚，大约也在17世纪30—40年代。法国的一些文人，对于有“康乐饮料之王”的茶写过一些赞美诗，例如法国文学家彼德·安顿·马斯特，于1712年发表茶诗《茶颂》，对茶和酒的功过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诗中他以假设在奥林匹斯山众神集会时的辩论，热情颂赞饮茶，“葡萄酒交恶，饮茶是神人的甘露”，倡导人们戒酒，热衷于饮茶。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亦有咖啡瘾和茶瘾，并不时在家举行茶会，经常是高朋满座。

茶传入英国，首先在英国王室内盛行起来，后来逐渐风行至民间。英国诗人拜伦自然也是饮茶族中的一员。据《拜伦传》记载，即便是在前往希腊参加武装斗争的时候，他也保持着饮中国茶的习惯，“早上一起床，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喝一杯红茶，骑马出去办事。回来后，吃一些干酪和果品。晚上挑灯读书。”在其名作《唐璜》有亦有这样的诗句：“我竟然／感伤起来，这都怪中国的绿茶，／那泪之仙女！她比女巫卡珊德拉／还灵验得多，因为只要我喝它／三杯纯汁，我的心就易于兴叹，／于是就得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饮酒既已有害于人身，／而喝茶、喝咖啡又使人太认真。” 

如今茶叶已成为英国人的头号“国饮”，每年进口茶叶18万吨，是世界上进口茶叶最多的国家，英国人每年平均约消费4公斤茶叶，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8杯半茶。中国茶传到了英国，300多年来，英国人的生活、文化、社会环境无不深受茶的影响。在英国，因茶而产生许多传统，在一般情况下，每天喝茶五六次，清晨在床上饮茶叫“Morning tea”，吃早点时饮茶叫“Breakfast tea”，还有午餐茶、下午茶等。

中国瓷器也如茶叶一样或比茶叶更为使西方人感到震惊。《东西方博览会展品目录》中评论说，“从16世纪起，欧洲瓷器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既在装饰图案又在物质方面为模仿中国瓷器而作出努力的历史”。当时的一首诗这样写道：“其美观诱惑和吸引我，/它出自新大陆，/大家不会看到更美的东西了。”

瓷器进入欧洲，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间最高雅的工艺品，它与原产地国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瓷器的英文名称就叫“china”或“china-ware”。从当时的一些记述中我们能看到，瓷器给欧洲的家庭内景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大户人家的室内摆满了瓷器，而高贵家族在宴席上，甚至还佩戴了标志在中国执行过任务的盾形纹章。英国小说家迪福在其作品中描述了当时对瓷器的狂热达到了这样一种势头，把瓷器“堆放到橱柜上、壁炉上，直到天花板……终于对这种开支产生怨言，损害了家庭和睦和家产。”

茶叶和瓷器，都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体现与象征，西方人常常将此二者联系在一起予以歌颂、吟咏。如普希金的《假如我没有记错》：“每当日暮临近，／仆人会端来茶炊，／那只中国茶壶内，／茶叶已放在里边。”波德莱尔的《给我倒杯茶》：“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这些诗歌无疑都表现出一种对东方文化的仰慕之情。

这一时期，西方人热衷于模仿的还有中国的园林建筑。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各国曾先后出现过“中国园林热”。甚至就在巴黎市中心就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式的园林，当时的一首诗对其进行了描述：“这该是多么神奇的地区啊！甚至不出巴黎城，/你们在王宫中就会看到中国的女子。/自北京来的一支管弦乐队，/以宏亮的声响演奏出了马尔丹的一首独奏曲。/但这在中国的浴室中却是另一种技艺。/你根据一座雅致的亭榭而绘出了这座建筑物。/在石堆中的泥浆岩石下，/有一个外表美观的纸板塔。/所以巴黎人在其住宅的附近，/就可以手持拐杖而欣赏广州。”

据说欧洲最早出现的中国式花园是钱伯斯于1761年为肯特公爵所建造的中国式园林丘园。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青年时代从商，航海去过世界各地，见多识广。他也曾去过中国，但任英王建筑师后再次去中国游览考察，回国后将中国所见所闻编为《东方的园艺》，文中盛赞中国园林艺术的成就。当时的一些评论家说：“钱伯斯建园，用曲线而不以直线，一湾流水，小丘耸然，灌木丛生，绿草满径，林树成行，盎然悦目。”除此以外，园中还有假山湖石、奇花异草、岩洞广场，以及中国时兴的佛塔。该塔共9层，每层有中国式檐角，角端饰以口含银铃之龙，涂以不同颜色，美仑美奂。丘园的佛塔帝还建有孔子庙，庙中有展示孔子生平事迹的文字和图片，以突出中国风味。通过钱伯斯文章的介绍，加上游客们参观以后的传扬，中国式花园遂成欧洲新式花园的蓝本。

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对法国和德国的影响也很大。18世纪70年代在法国的凡尔赛建成了阿农宫花园，设计者借鉴英国风致园和中国园林的设计特点，园内有岩洞、假山、拱桥等，曲溪和小径曲折多变，园内花木错落有致，湖边垂柳依依，置身其中可领略到浓郁的中国风情。这股群起仿效中国园林建筑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法国的任何园囿中，如果没有“中国亭榭”，就谈不上时髦。
1773年德国派遣风景园艺学家西克尔前往英国，向钱伯斯学习新的园艺建筑。同年有位名叫翁策尔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中国园林论》，认为“中国园林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位于卡塞尔附近威廉索痕的木兰村是当时德国规模最大的中国式花园之一。取名“木兰”，可能承自中国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木兰围场”。村落中有中国式农舍，中央是一座圆形小庙以及龙宫、宝塔、水阁等景点，一切情景均模仿中国，山麓旁的一条小溪取名“吴江”，溪上有木桥，桥下溪流湍急，还有身穿中国妇女服装的黑人挤奶工，1873年又增设了一座铜香坛及中文书刊目录等。

至18世纪50年代，“中国式风格”在欧洲的流行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它渗入到各种家庭的家具陈设上，甚至应用于从酒杯到书籍装帧的各种装饰品上。在公园里，草坪花圃都用交叉形状的中国篱笆围了起来，小溪流上架着精致的中国拱桥，在橡树和山榉树之间冒出了大批的中国情调的小庙。在喜庆集会经常可能看到人们穿着绣了花和龙的中国旗袍。人们对“中国式风格”是如此热爱以至于一些人走上极端。1781年英国卡塞尔地区的伯爵领主竟然要建一座完整的中国村庄。还有一些人以拥有一个真正的中国男孩为时髦：英国多塞特郡的公爵夫人就有一个，叫王玉通。公爵夫人给了他两项特别的待遇，一是接受良好的古典教育，二是请画家为他画肖像，其画像并得以保存至今。

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西多人对中国了解的加深，也因为这种流行风潮的过度行为，至18世纪后期，为股“中国潮”逐渐退去了，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中国式风格”仍时时在影响着西方的生活与艺术。

中国绘画是中国艺术中对西方产生影响相对较晚的一种。在20世纪以前，西方人大都认为中国画家不会“透视”，中国画没有立体感。对中国绘画的这种偏见最早要追溯到利玛窦，他在其札记中说：“他们不懂得油画艺术，也不懂在图画中要用透视法，结果他们画出来的只能像死的，而不像活的。”黑格尔也这么认为，他说：“他们还没有做到把美的画成美的，因为在他们的画中缺少透视和阴暗层次。”但是19世纪末，日本的传统绘画浮世绘被带到欧洲展览，轰动一时，从此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绘画艺术的看法。

中西方的绘画是两个绝然不同的体系，其所用材料不同，画面的表现上也不一样，西方一直走写实，而东方很早就已不走写实的路。后来西方由于接触到东方的绘画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绘画受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儒家强调中庸，所以中国画不偏不倚，既不完全地写实，但也不是抽得一点形都看不见。中国绘画在写意的阶段走了很长的时间，而西方在写实走了很长，在写意走了很短。

西方人在看到中国书法的抽象美之后，产生了抽象表现派。而抽象表现派的出现一下子就影响到全世界。印象派中有了许多东方的元素。他们开始使用纯黑线条，有意在画中留出白色的空间，这些都是以前的西洋画所不曾有的。纽约画派的大师波洛克在其作画的时候先把纸皱起来，然后再铺平了画，画的时候用中国的毛笔，中国的墨，中国的纸，以独特的线条和留白而著名。西方当代有个画派叫做“行动画派”，他们便自称是受了中国的影响。其中有位著名画家叫马丢斯，1970年他在德国东方美术馆办个展。画展结束时他还当众表演，他说这是受了东方的影响，受了中国书法理论的影响。他说中国的书法理论认为，书法的精华在于写的过程中，而写好之后的是糟粕，写的过程中，身体全神贯注，整个扑在画布上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所以他就拿了一大桶墨，拿了一根大笔，像中国的书法表演一样舞了起来。有些现代画家甚至以中国的汉字、拓片甚或印章入画，以此增强神秘感和审美效果。不仅绘画，现在欧美的一些服装、工艺装饰中也常常用运用汉字。当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书法绘画艺术已越来越感兴趣，据说留学中国的西方学生最爱选修一门艺术课就是书法课，而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有来自欧美的留学生上百人，并且年年增加。

我们看外国人，很少会去特别注意其中的某一个体，而总是把他们视作一个整体。金发碧眼、红皮肤、大鼻子、多毛、精力旺盛，这些便是普通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西方人看中国人亦如此，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留在西方人脑海里的中国就是一个有着长辫、丝绸服装、亭、台、塔、寺、孔孟与老庄的蓝色柳树的世界了。尽管后来的中国人与此已相去甚远，但他们内心深处的印象却难以改变。一些西方人来到中国后，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常常会令他们吃惊与失望。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初次来到中国，在其看到中国光秃秃的海岸时失望地说：“难道这就是‘花团锦簇’的国家，就是我在英国常常听说的山茶花之国、杜鹃花之国和玫瑰花之国吗？” 曾翻译出《诗经》与《论语》的英国著名汉学家韦利从未光临过亚洲。上世纪30年代时曾有人邀请韦利去中国游览，被他坚拒。后来他道出拒绝前往中国的原由，他说：“中国对我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唐代的长安，但我估计如今那里已有了一些改变。”西方人所热爱所迷恋的，并不是一个变化了的、现代化的中国，而是一个与其想象相符的充溢着古典文化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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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深远奥妙汉学家高罗佩一生迷恋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琴棋书画无不擅长，更以一套仿中国明清公案小说的《狄公案》而名闻天下。

英国人克里斯痴迷老庄、陶渊明的修身哲学，竟模仿中国古代圣贤，隐居深山，过上了“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的生活。

美国人龙安志，对北京的四合院情有独衷。他已在北京连续收购了几座四合院。

克里斯说：“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几下子就可以解释清楚，但真正玩起来后才逐渐领略到其中深远的奥妙。”

当“中国潮”在西方退却之后，却出现了一批专门以研究中国为职业的专家，他们被称为汉学家。从19世纪到当代，我们可以写出一长串西方著名汉学家的名字：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戴仁，英国的马礼逊、魏礼、雷蒙·道森，德国的当代汉学家莫芝宜佳、顾彬，美国的明恩溥、费正清。这些人大都精通汉语，并且常常给自己起了儒雅的中文名字。

据说，俄罗斯的汉学家们的中文名最为讲究。译过《道德经》的汉学家陶奇夫本名叫叶甫盖尼·托尔奇诺夫。他把自己的姓氏压缩提炼，巧妙地改造成了汉语名字。他知道，“奇夫”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气质不凡的男子”。 彼得堡东方所还有一位老太太，叫伊佐丽达·艾米里耶芙娜·齐别洛维奇。齐别洛维奇是她丈夫的姓。他的丈夫是有名的翻译家，翻译过《今古奇观》和《三言二拍》当中的一些小说。这位老太太的汉语名字叫齐一得。齐，取自俄文姓氏的第一个音节，名字“一得”则是依据“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而得来。翻译过《西厢记》、《元杂剧》和《红楼梦》诗词的著名汉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敏什科夫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叫孟列夫，他说：“孔子和孟子是圣人，在中国孔、孟这两个姓最受人敬重，所以我愿意姓孟。”而“列夫”在俄语中是狮子的意思，二者组合在一起，别有一番韵味。

许多汉学家对中国某些方面的研究甚至超过了国内的学者。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敦煌学”，西方人的研究就十分深入，所以一直有“敦煌学在海外”的说法。大多数汉学爱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迷恋，有些人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博学简直让人惊叹，完全可以鸿儒相称了。 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Hansvan·Gulik，1910—1982年）就是这样一个人。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兴趣，高中时，他学会了汉语。读大学后又主攻中文，学士论、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二战期间曾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秘书。高罗佩对中国的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二十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他的“高体”字独有一格；他曾师从叶诗梦学古琴，并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有英文专著《琴道》；曾学围棋，据说已能达到相当段位；曾学中国画，并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上款；学会治印，历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谱，齐白石题名。高罗佩在重庆时，读到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他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写了本《铜钟案》。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又续写四本，《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共写了十三本狄公小说，这就是后来为世人所喜爱的《狄公案》了。 

这些小说中的狄公，是中国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和西方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的奇妙结合：他幽默开朗，时有俊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是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其中不少司法问题，都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铜钟案》中的和尚不规，勾结京官干预朝政，正是中国唐朝政治的特色。高罗佩译注过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阴比事》，他还从大量中国文献中汲取材料，例如《迷宫案》中就用了严世蕃用笔杀人故事和《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狄公小说中的插图，也是高罗佩自己画的，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风格，笔调稚拙，别有风味，与小说行文的轻快爽利互为映衬。在中文版的《狄仁杰奇案》前还有楔子一首：

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偏； 

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

这对仗工整的古体诗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了，可见其用功之深。　　

狄公小说在西方非常流行，狄公小说译成十多种文字，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

不仅仅是汉学家，普通的西方人中也有许多迷恋于中国文化的。《换一双眼睛看自己——老外侃中国》一书中记述了英国人克里斯的故事。高中时，他见到一本庞德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大学时他选择了中文专业，对中国文化越来越着迷。大学毕业后由于痴迷老庄、陶渊明的修身哲学，他竟决意模仿中国古代圣贤的生活方式，隐居到苏格兰深山乡野里，自己辟了一块荒地躬耕自食。他一如二千多年前的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他一边务农、一边研读中国古代哲学、元曲及明清小说，并为报刊撰稿赚取生活费。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英文风格，让报社深感惊讶和新鲜，称其为“如天使般的行文”。他说：“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几下子就可以解释清楚，但真正玩起来后才逐渐领略到其中深远的奥妙。”

现在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旅游，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走街串巷，住四合院，他们试图在那里找寻梦想中的古色古香的中国。的确，对于许多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往往并不去珍视，倒是一些西方人对其更加留恋。就拿非常具有中国建筑特色和文化韵味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来说，它们实在是古老中国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理应受到保护，却仍不可避免地被大面积拆毁了。大多数北京人都为取而代之的高楼大厦而惊喜，许多西方人却痛惜不已。

有一个中文名叫龙安志的美国人，对北京的四合院情有独衷。1990年以来，他已连续收购了几座四合院。每买一座，都自己装修，一点儿一点儿恢复原有的样子。他认为四合院很能代表中国的文化。走到一个胡同里，从外边看到的是非常严肃的灰墙，但一旦你进了这个门儿，你就成了自家人，大家一起享爱这个空间，什么话都可以说，亲密无间。住四合院，能让人感觉到精致、文雅与安静。他说，现在的北京“毁了那么多四合院，建了那么多高楼，我不明白，这能代表中国文化？用水泥、钢铁做玻璃楼，中国永远也超不过洛杉矶和芝加哥，即使你能超过也要考虑要不要超过。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建大楼？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如果北京把四合院、胡同都灭了，净是高楼大厦的话，那北京跟任何城市都一样，跟你去纽约、东京一个样。” 巴黎、伦敦这些名城，都拼命在保留自己的文化。法国人看到他们的老建筑感到很骄傲，意大利人看到他们的老建筑感到很骄傲，可是为什么在北京，这也要拆，那也要拆，哪里都要拆？所以他不客气地说：“北京现在这么大量的拆四合院儿，是在文化上给自己切腕儿！”

“有一点儿过分，有一点像疯子。”这些话显然是有道理的。现在不仅有许多外国人光顾龙安志在北京的四合院，一些年轻的中国人，也时常来到他这里，说想看看四合院儿什么样儿。他们在北京长大，却没见过标准的四合院儿。

在当今世纪，任何先进的技术，无论多高的高楼都不足为奇，惟有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是别人创造不了的。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迷恋自有片面的一面，但身为中国人，面对西方人的这种热忱，面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日益丧失，我们也的确应该反思反思了。

文 / yaoyuande